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谢可训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5:00:16 浏览: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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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
□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谢可训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由简单的同质性走向复杂和多样性，社会分化明显，社会矛盾丛生。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1220.4万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的时代。但诉讼爆炸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通过法社会学的几个公式，来揭示现今中国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它与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导致了自律的松懈，故需要更多的法律来填补规范的真空。
“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繁荣之处，法律亦繁荣。因为多元文化在共处之中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法律的增加，而文化共识的达成，可以使减弱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法律减少。当前中国文化的现状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也就是说，中国因同质文化的分化已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但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识却尚待加强。
“法律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分层即财富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化在分配和消费领域的体现。只要人们相互间比较平等，法律就比较少。而一个社会的分层越多，法律也就越多。结合中国的现状来说，首先，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法律的总量也相应增多。其次，社会阶层之间大的落差也导致法律增多。目前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的水平流动频繁而向上的流动性差。掌握更多资源的阶层更容易打官司，处于弱势的阶层更可能由于心态失衡而敌视社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社会分配不公使“贫者生怨、富者不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感。
“法律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分工是社会分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使合作成为必要。一般来说，法律随分工而增加，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度，然后随共生的出现而式微。当人们没有或很少进行分工和交换时，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极端，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他人时，法律也很少。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下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对法律的需求增加。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换经济，人们通过分工来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然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优势交换。陌生人社会中的分工与合作要靠信任来维系，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则要靠法律来构建。另一方面，当前共生关系发展的不充分也需要法律的适度介入。共生关系只能存在于互惠型的长期交易，而在市场道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见的是自利型的短期交易。
“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成曲线型”。社会关系的距离即人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一般而言，在关系密切的人们（“熟人社会”）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陌生人社会”）而增多，而当增大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完全隔绝（“他者社会”）的状态时，法律开始减少。易言之，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较多，而在熟人社会和他者社会中的法律较少。
当今中国从大体上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传统上乡村式的熟人社会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所代替。陌生意指身近而心远。一方面，因为物理距离近，所以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心理距离远，所以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匿名性是陌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中国在熟人圈子以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不信任文化又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因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离的远近，信任缺失将使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与他者社会中呈现出了一定的“陌生人化”倾向，从而使位于社会关系距离两端处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近端而言，原来较为亲密的熟人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近而犹远”。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为争夺财产利益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者今天屡见不鲜。这就说明，道德滑坡和重利轻义等因素导致家庭、族群和社区对个体的控制力趋于下降，维系人际亲密关系的传统纽带已相对松弛。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善，又使之无法在培育道德规范以约束个体行为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即使熟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要借助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远端而言，原来互不相干的“他者”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远而犹近”。本来，当社会关系远到一定程度时，法律趋少甚至于无。但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无远弗届的“地球村”。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传统的他者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事实上，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机、电邮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个人生活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进行交往互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关系的触角在时空维度上的不断延伸，对法律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需求也就相应大大增加了。
□ 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 谢可训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由简单的同质性走向复杂和多样性，社会分化明显，社会矛盾丛生。与之对应，诉诸法律的各类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1220.4万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的时代。但诉讼爆炸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通过法社会学的几个公式，来揭示现今中国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加的原因。
“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成反比”。 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作为社会控制手段之一，它与宗教、道德等其他控制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社会中，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因素导致了自律的松懈，故需要更多的法律来填补规范的真空。
“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繁荣之处，法律亦繁荣。因为多元文化在共处之中容易产生冲突，从而导致法律的增加，而文化共识的达成，可以使减弱文化之间的冲突并导致法律减少。当前中国文化的现状是多元杂处却不能融合交汇，也就是说，中国因同质文化的分化已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但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普遍的文化共识却尚待加强。
“法律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分层即财富的不平等，是社会分化在分配和消费领域的体现。只要人们相互间比较平等，法律就比较少。而一个社会的分层越多，法律也就越多。结合中国的现状来说，首先，随着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法律的总量也相应增多。其次，社会阶层之间大的落差也导致法律增多。目前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社会的水平流动频繁而向上的流动性差。掌握更多资源的阶层更容易打官司，处于弱势的阶层更可能由于心态失衡而敌视社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尚未形成，这些都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社会分配不公使“贫者生怨、富者不安”，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现实焦虑感。
“法律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分工是社会分化在生产领域的表现。分工使交换成为必然，使合作成为必要。一般来说，法律随分工而增加，一直到分工到相互依赖的某个程度，然后随共生的出现而式微。当人们没有或很少进行分工和交换时，法律很少；而在另一极端，每个人都完全依赖他人时，法律也很少。就现状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下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对法律的需求增加。市场经济是一种在分工基础上的交换经济，人们通过分工来发展各自的比较优势，然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即优势交换。陌生人社会中的分工与合作要靠信任来维系，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网络则要靠法律来构建。另一方面，当前共生关系发展的不充分也需要法律的适度介入。共生关系只能存在于互惠型的长期交易，而在市场道德缺乏的今天更多见的是自利型的短期交易。
“法律与社会关系的距离成曲线型”。社会关系的距离即人们之间的亲密程度。一般而言，在关系密切的人们（“熟人社会”）中间，法律是不活跃的；法律随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大（“陌生人社会”）而增多，而当增大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完全隔绝（“他者社会”）的状态时，法律开始减少。易言之，在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律较多，而在熟人社会和他者社会中的法律较少。
当今中国从大体上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传统上乡村式的熟人社会已被城市化的陌生人社会所代替。陌生意指身近而心远。一方面，因为物理距离近，所以接触交流的机会增加；另一方面，因为心理距离远，所以摩擦纠纷的几率增大。匿名性是陌生人社会的重要特征，这在网络空间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而中国在熟人圈子以外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这种不信任文化又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因为信任度反映了心理距离的远近，信任缺失将使心理距离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与他者社会中呈现出了一定的“陌生人化”倾向，从而使位于社会关系距离两端处的法律都有所增多。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近端而言，原来较为亲密的熟人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近而犹远”。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为争夺财产利益而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者今天屡见不鲜。这就说明，道德滑坡和重利轻义等因素导致家庭、族群和社区对个体的控制力趋于下降，维系人际亲密关系的传统纽带已相对松弛。而市民社会的发育不完善，又使之无法在培育道德规范以约束个体行为方面有大的作为。因此，即使熟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要借助法律来调整。另一方面，就社会关系距离的远端而言，原来互不相干的“他者”间的关系已变得“虽远而犹近”。本来，当社会关系远到一定程度时，法律趋少甚至于无。但现代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达拉近了人们的空间距离，“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不复存在，世界变成了无远弗届的“地球村”。随着交往的逐渐增多，传统的他者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事实上，社会关系的范围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得到了拓展。由于手机、电邮等现代通讯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个人生活的封闭性被完全打破。理论上，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和任何人进行交往互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关系的触角在时空维度上的不断延伸，对法律这一社会关系调节器的需求也就相应大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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