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建设银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建设银行
现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和《〈储蓄管理条例〉宣传提纲》转发给你们。请各行迅速组织储蓄人员培训学习，使储蓄人员熟练掌握基本精神和操作程序，保证开展业务，并能准确地向储户进行宣传解释。同时，请各行相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
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3月1日起在我行储蓄营业机构实施。
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颁布后，总行于1月5日以建总函字〔1993〕第6号、总行电子计算中心1月6日以建电字〔1993〕第2号文件就执行条例中的急需解决的有关问题做了部署。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又以银发〔1993〕7号文下发了《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
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结合我行储蓄业务实际情况，就《储蓄管理条例》和《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的若干具体问题，作如下补充规定和说明：
一、《储蓄管理条例》是办理储蓄业务的基本法规，各储蓄机构（指储蓄专柜、储蓄所、联办所、全面代办所，下同）必须按国务院统一公布的实施日期即1993年3月1日起执行。对使用计算机操作的个别储蓄机构，如确因程序调整暂时衔接不上，可以先采用手工操作，俟后追帐
。
二、《规定》第十五条，关于储种和计息问题：
（一）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取消了九个月、八年期档次，对1993年3月1日以前存入的九个月、八年期存款，仍按原档次利率计付利息，如遇以后调整利率则改按调整利率时文件规定的具体办法执行。
（二）各行目前开办的“不固定存额”“积零成整”“贴花”等属于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性质的储种，仍可继续办理，但必须按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统一规定的方法计付利息。为准确计算存款利息，避免地区之间，行际之间的差异，从1993年3月1日起，新存入的零存整取定
期储蓄存款应采用“日积数法”计算利息。
（三）存本取息定期储蓄存款，从1993年3月1日起，必须到约定的取息日支取利息，不得提前预支利息，如到取息日未取息者，以后随时可取，但不计复利。
（四）整存零取定期储蓄存款，从1993年3月1日起，必须到约定的取本日支取本金，不得提前支取，如到支取日未取者，以后随时可取，但不另计付利息。
（五）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款，其提前支取、逾期支取以及遇到调整利率，均按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的规定计付利息。储户到期前来支取，可以办理转期续存，支付的利息可加入本金一并存储；但续存时，不能更换储户姓名，也不能再增加存储金额。
（六）定活两便储蓄存款，存单分记名式和不记名式两种。记名式存单起存金额为50元，不记名式存单起存金额为10元。从1993年3月1日起，新存入的定活两便存款，期满三个月以上者，改按支取日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挂牌利率并打六折计息。
三、《规定》第十八条，有关办理约定或自动转存业务的问题：根据储户意愿，对整存整取、存本取息和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款，可以办理到期约定转存或自动转存。原则上，自动转存以一次为限，转存期限与原存期相同，不能跳档（如原存期为三年，到期只能转存三年期）；约定
转存，次数不限，到期可按储户事先约定的期限转存，可以跳档（如原存期为一年，到期可转存半年，或三年等）。办理到期转存的储蓄存款，原存期利息，按开户日挂牌利率计算，并将利息并入本金，转存期利息，按转存日挂牌利率计算，转存后储户如提前支取或逾期支取，仍按《规定
》中该存款的计息规定计息。
到期转存是一项方便群众、有利吸储的新业务，各行可选择有条件的储蓄机构试办，总行准备在总结各地做法后，制定统一办法。
四、有关《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开办个人定期储蓄存单小额抵押贷款业务的问题：“小额抵押贷款”是一种与吸收储蓄存款密切相关的业务，《规定》第二十条对储蓄机构开办此项业务作了明确规定，凡有条件办理此项业务的分行，可以制定具体办法，报经同级人民银行批准进行
试办，总行暂不做统一规定。
五、《规定》第二十七条，有关部分提前支取的问题：
办理部分提前支取的仅限于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并以一次为限，零存整取、存本取息、华侨人民币，以及定活两便储蓄存款，不办理部分提前支取。
六、《规定》第二十九条，有关活期储蓄存款新、旧计息办法衔接问题：
从1993年3月1日起，所有活期储蓄存款如遇利率调整，不再分段计息，均采用“累计积数法”（累计积数×日利率＝应付利息），于年度结息日或清户日按挂牌公告的利率计算利息，鉴于改用新的计息方法，准备工作量较大，凡3月1日以前存入的，可延用“利息查算表”至6
月30日；3月1日以后存入的原则上应采用“累计积数法”计息，如准备工作不充分，也可继续采用“利息查算表”到6月30日，从7月1日起，应全部改用“累计积数法”计算利息。
七、《规定》第三十七条，有关挂失处理的问题：口头挂失要严格掌握，并督促挂失人在五天内办理正式手续，否则从第六天起自动失效。正式挂失必须提供法定身份证件。如遇特殊情况，由各省市分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自行确定。挂失七天后，挂失人应到储蓄机构办理补发新存单
（折）或支取现金手续，超过一个月期限，储户不来补领新存单（折），即视为正常支付。如委托他人代办挂失手续时，代办人应同时出具本人和存款人双重身份证明。
《储蓄管理条例》的实施，涉及千家万户和广大储蓄工作人员，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各行要加强领导，实行主管行长责任制，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由哪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行领导负责任。在业务工作中要严格执行政策，在宣传工作中要统一口径，按统一文件解释。各分行在执行中
有什么重大问题，应及时上报总行。
原总行下发的有关文件，内容有同本文相抵触者，以本文为准。
附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
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宣传工作。
第一条 储蓄存款是指个人所有的存入在中国境内储蓄机构的人民币或外币存款。任何单位不许将公款转为个人储蓄存款。公款的范围包括：凡列在国家机关、企业及事业单位会计科目的任何款项；各保险机构、企事业单位吸收的保险金存款；属于财政性存款范围的款项；国家机关和
企事业单位的库存现金等。
第二条 储蓄机构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批准的各银行以及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和邮政企业依法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的机构。
第三条 国家宪法保护个人合法储蓄存款的所有权不受侵犯。储蓄机构办理储蓄业务必须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储蓄事业的主管机关，负责全国储蓄管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及保护储户利益的需要，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可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以稳定储蓄，稳定金融。
第五条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以及居民个人不得经办个人储蓄业务和类似储蓄的业务。
第六条 储蓄机构的设置，要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方便群众、讲求实效、确保安全的原则。储蓄机构的各业务主管部门，须向当地人民银行上报下一年度增设储蓄机构计划，由当地人民银行审核后汇总上报，于年底前上报人民银行总行审批。各地人民银行根据批准的计划逐一办
理储蓄网点审批手续，统一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但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条 储蓄机构的设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机构名称、组织机构和营业场所；第二，熟悉储蓄业务的工作人员不少于四人，保证营业时间内双人临柜；第三，有必要的安全防范设备。
第八条 直接办理储蓄存款业务的所有储蓄网点，是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邮政企业具体办理储蓄业务的基层单位，不具有法人资格。
第九条 储蓄代办网点是银行委托企业、机关、学校、军队等单位办理储蓄业务的代理机构，代办业务的开办、管理等必须严格按本《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储蓄机构的更名、迁址、撤并，应事先报当地人民银行，按规定程序批准后，方可正式对外公布。
第十一条 储蓄机构的业务主管部门，对其所属的储蓄机构及其储蓄业务，负有直接的领导和管理责任；要认真贯彻国家的储蓄政策，对其所属储蓄机构做好监督和检查工作。
第十二条 储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时间营业，不得擅自停业或者缩短营业时间。
第十三条 各储蓄机构必须保证储蓄存款的支取，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储蓄存款的提取。
第十四条 储蓄机构以发展我国的储蓄事业，为储户提供优质服务为宗旨。下列做法属于“使用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
（一）以散发有价馈赠品为条件吸收储蓄存款；
（二）发放各种名目的揽储费；
（三）利用不确切的广告宣传；
（四）利用汇款、贷款或其他业务手段强迫储户存款；
（五）利用各种名目多付利息、奖品或其他费用。
第十五条 下列储蓄种类，储蓄机构可根据条件开办全部或部分储蓄种类：
（一）活期储蓄存款。1元起存，由储蓄机构发给存折，凭折存取，开户后可以随时存取。
（二）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一般50元起存，存期分三个月、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和五年，本金一次存入，由储蓄机构发给存单，到期凭存单支取本息。
（三）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每月固定存额，一般5元起存，存期分一年、三年、五年，存款金额由储户自定，每月存入一次，中途如有漏存，应在次月补存，未补存者，到期支取时按实存金额和实际存期计算利息。
（四）存本取息定期储蓄存款。本金一次存入，一般5000元起存。存期分一年、三年、五年，由储蓄机构发给存款凭证，到期一次支取本金，利息凭存单分期支取，可以一个月或几个月取息一次，由储户与储蓄机构协商确定。如到取息日未取息，以后可随时取息。如果储户需要提
前支取本金，则要按定期存款提前支取的规定计算存期内利息，并扣回多支付的利息。
（五）整存零取定期储蓄存款。本金一次存入，一般1000元起存，存期分一年、三年、五年。由储蓄机构发给存单，凭存单分期支取本金，支取期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次，由储户与储蓄机构协商确定，利息于期满结清时支取。
（六）定活两便储蓄存款。由储蓄机构发给存单，一般50元起存，存单分记名、不记名两种，记名式可挂失，不记名式不挂失。《条例》实施后存入的该项存款，计息一律按统一规定执行，即：存期不限，存期不满三个月的，按天数计付活期利息；存期三个月以上（含三个月），不
满半年的，整个存期按支取日定期整存整取三个月存款利率打六折计息；存期半年以上（含半年），不满一年的，整个存期按支取日定期整存整取半年期存款利率打六折计息；存期在一年以上（含一年），无论存期多长，整个存期一律按支取日定期整存整取一年期存款利率打六折计息。对
《条例》实施前存入的该项存款，按原规定执行。
（七）华侨（人民币）定期储蓄。华侨、港澳台同胞由国外或港澳地区汇入或携入的外币、外汇（包括黄金、白银）售给中国人民银行和在各专业银行兑换所得人民币并储本存款。该存款为定期整存整取一种。存期分为一年、三年、五年。存款利息按规定的优惠利率计算。开户时凭“
外汇兑换证明”或“侨汇证明书”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存储手续，储蓄机构发给存单。存款到期，凭存单支取存款，如存款人在存款时有加凭印鉴的约定，支取时还必须加凭印鉴。如提前支取，则按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储蓄规定处理。该种储蓄支取时只能支取人民币，不能支取外币，不能
汇往港澳台地区或国外。存款到期后可以办理转期手续，支付的利息亦可加入本金一并存储。
第十六条 储蓄机构办理上述第十五条范围以外的储蓄种类，必须报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储蓄机构未经审批擅自开办新的储蓄种类档次，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负责查处，并将这部分存款转存当地人民银行。存款自转存人民银行到期满止，这部分利息仍由储蓄机构支付。
第十七条 经省级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储蓄机构可办理外币储蓄业务，个人外币储蓄存款的种类、利率、档次及其利息支付办法，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统一规定执行；办理其他外币储蓄业务需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审批。
第十八条 储蓄机构在为储户开立定期存款帐户时，可根据储户意愿，办理定期存款到期约定或自动转存业务。约定转存、自动转存的具体办法由经营储蓄的主管部门自行制定、公布。
第十九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批准，储蓄机构可以办理个人住房储蓄业务，住房储蓄的利率要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规定。住房储蓄存款的运用必须与商品房的建设和商品房的销售直接挂钩，不得用到其他地方。
第二十条 储蓄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分支机构批准，可以办理以下金融业务：
（一）发售和兑付以居民个人为对象的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
（二）开办个人定期储蓄存单小额抵押贷款业务，须由储蓄机构业务主管部门拟订具体办法，并向省级人民银行申报，经批准后方可办理。
（三）经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
储蓄机构经申报、批准后办理的不属于储蓄业务的其他金融业务，必须遵循国家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储蓄机构可以办理代发工资、代收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服务性业务，代理服务性业务由各储蓄机构主管部门与被代理业务部门自行商定。
第二十二条 储蓄存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拟定，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或由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公布，各储蓄机构必须挂牌公告，并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统一利率标准，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变动。
第二十三条 《条例》实施前存入的各种定期储蓄存款，在原定存期内如遇利率上调，仍实行分段计息的办法。
第二十四条 《条例》实施前存入的各种定期储蓄存款，储户如提前支取，其提前支取的部分，仍按原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条例》实施前存入的各种定期储蓄存款，其逾期部分的计息，以《条例》生效日（1993年3月1日）为界，以前的逾期部分仍按原办法计息，以后的逾期部分，均按照该存款支取日银行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
第二十六条 《条例》实施后，新存入的各种定期储蓄存款，在原定存期内如遇调整利率，不论调高或调低，均按存单开户日所定利率计付利息，不分段计息。
第二十七条 《条例》实施后，新存入的定期储蓄存款，全部提前支取和部分提前支取的部分，均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利率计息；未提前支取的部分，仍按原存单所定利率计付利息。
第二十八条 《条例》实施后，新存入的各种定期储蓄存款，逾期部分均按支取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第二十九条 《条例》实施后，不论何时存入的活期储蓄存款，如遇利率调整，不分段计息，均以结息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计付利息（每年6月30日为结息日，结算利息一次，并入本金起息，元以下的尾数不计利息）。未到结息日清户者，按清户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存款利率算
至清户前一天止。
第三十条 如定期存款恰逢法定节假日到期，造成储户不能按期取款，储户可在储蓄机构节假日前一天办理支取存款，对此，手续上视同提前支取，但利息按到期支取计算。
第三十一条 储户若发现利息支付有误，有权向经办的储蓄机构查询，储蓄机构应及时为储户复核，如核实确认有误，要如实更正。
第三十二条 储蓄机构因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利率的，由当地中国人民银行责令其纠正，并予以通报批评；由于提高利率而吸收的存款，缴存当地人民银行专户管理，不付利息，到存款期满止，这部分利息仍由该储蓄机构支付给储户。
第三十三条 对吸收公款的储蓄机构，由当地中国人民银行责令限期清理。未按期清理的按吸收存款额每天处以万分之五的罚息；储蓄代办点吸收的公款，除按吸收存款额每天处以万分之五的罚息外，还要追回向银行收取的利息或代办费。凡未经批准而开办业务的储蓄机构，一经查出
，要责令其限期关闭，其吸收的储蓄存款由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指定转存就近储蓄机构。
第三十四条 储户支取未到期的定期储蓄存款，必须持存单和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外籍储户凭护照、居住证——下同）办理。代他人支取未到期定期存款的，代支取人还必须出具其居民身份证明。办理提前支取手续，出具其他身份证明无效，特殊情况的
处理，可由储蓄机构业务主管部门自定。
第三十五条 储蓄机构对于储户要求提前支取定期存款，在具备上述第三十六条条件下，验证存单开户人姓名与证件姓名一致后，即可支付该笔未到期定期存款。
第三十六条 储户的存单（折）分为记名式和不记名式，记名式的存单（折）可挂失，不记名式的不可以挂失。
第三十七条 储户的存单、存折如有遗失，必须立即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并提供姓名、存款时间、种类、金额、帐号及住址等有关情况，书面向原储蓄机构正式声明挂失止付。储蓄机构在确认该笔存款未被支取的前提下，方可受理挂失手续。挂失7天后，储户需与储蓄机构约定时间
，办理补领新存单（折）或支取存款手续。如储户本人不能前往办理，可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挂失手续，但被委托人要出示其身份证明。如储户不能办理书面挂失手续，而用电话、电报、信函挂失，则必须在挂失5天之内补办书面挂失手续，否则挂失不再有效。若存款在挂失前或挂失失效后
已被他人支取，储蓄机构不负责任。
第三十八条 储蓄机构若发现有伪造、涂改存单和冒领存款者，应扣留存单（折），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三十九条 为维护储户的利益，凡查询、冻结、扣划个人存款者必须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任何单位不得擅自查询、冻结和扣划储户的存款。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部门等因侦查、起诉、审理案件，需要向储蓄机构查询与案件直接有关的个人存款时，须
向储蓄机构提出县级或县级以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等正式查询公函，并提供存款人的有关线索，如存款人的姓名、储蓄机构名称、存款日期等情况；储蓄机构不能提供原始帐册，只能提供复印件。对储蓄机构提供的存款情况，查询单位应保守秘密。
第四十条 储蓄存款的所有权发生争议，涉及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应慎重处理。
（一）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和有权提取该项存款，应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处（未设公证处的地方向县、市人民法院——下同）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以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该项存款的继承权发生争执时，由人民法院判处。储蓄机构凭人民法
院的判决书、裁定书或调解书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
（二）存款人已死亡，但存单持有人没有向储蓄机构申明遗产继承过程，也没有持存款所在地法院判决书，直接去储蓄机构支取或转存存款人生前的存款，储蓄机构都视为正常支取或转存，事后而引起的存款继承争执，储蓄机构不负责任。
（三）在国外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等在国内储蓄机构的存款或委托银行代为保管的存款，原存款人死亡，其合法继承人在国内者，凭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向储蓄机构所在地的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以办理存款的过户或支付手续。
（四）在我国定居的外国公民（包括无国籍者），存入我国储蓄机构的存款，其存款过户或提取手续，与我国公民存款处理手续相同，照上述规定办理。与我国订有双边领事协定的外国侨民应按协定的具体规定办理。
（五）继承人在国外者，可凭原存款人的死亡证明和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亲属证明，向我国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以办理存款的过户或支付手续。继承人所在国如系禁汇国家，按上述规定办理有困难时，可由当地侨团、友好社团和爱国侨领、友好人士提
供证明，并由我驻所在国使领馆认证后，向我国公证机关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再凭以办理过户或支付手续。继承人所在国如未与我建交，应根据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居住国外的继承人继承在我国内储蓄机构的存款，能否汇出国外，按我国外汇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六）存款人死亡后，无法定继承人又无遗嘱的，经当地公证机关证明，按财政部门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职工存款，上缴国库收归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可转归集体所有，此项上缴国库或转归集体所有的存款都不计利息。
第四十一条 具有《储蓄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行为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有权令其纠正，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可处予罚款、停业整顿，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若对有关部门的处罚
决定不服，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予以裁决。但当事人既不履行复议决定又不起诉的，则要按《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储蓄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侵犯储户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储蓄机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条例》和本《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各行及时反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利率储蓄司。
第四十四条 根据《条例》和本《规定》的执行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适当的时候颁布《储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1993年1月21日
软法研究是一个新范式吗？（第一稿）
——兼论“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作者：法家梁剑兵
1962年，美国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其代表性作品《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转换的理论。“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范式转换’；是少部分人在广泛接受的科学范式里，发现现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尝试用竞争性的理论取而代之，进而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范式。当然，一个新范式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赢得大部分科学家的‘选票’。”①
自2004年下半年，我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的软法律问题”；几乎是在同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罗豪才教授和他的学生们也开始研究和关注这一问题。2005年9月，我在燕南网BBS法治论衡版发表了《软法律论纲（征求意见稿）》，并将正式论文提交给于当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国法理学年会②。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软法研究中心，罗豪才教授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软法”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范畴性概念，获得了三十多位法学、政治学、公共与政府管理学著名学者的注目，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又先后举行了数次学术探讨和研究活动，比如，在罗豪才教授主持下，仅2005年12月，北京大学软法研究中心就举行了两次小规模的研讨活动；12月24日上午，“行政指导与软法研究———以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为研究样本”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罗豪才教授、姜明安教授、韩大元教授，莫于川教授等数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这初步地和基本地表明了处在不同地域和领域的学者们，同时地表达了对既有法学研究范式的不满，也汇合了希望进行范式转换的共同愿望。
那么，关于软法律的研究，能否构成一种“竞争性的理论”呢？它是否可以排挤掉“不可通约”的原有法学研究范式？或者说，它是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吗？
一、软法研究不是一个新范式
一个新名词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研究范式的当然形成——更何况眼下的软法或者软法律（soft law）并非一个新名词。考证起来，软法这个名词，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踪迹，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李泽锐先生早在其《略论国际经济软法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③一文中就首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但是，这一名词的出现，不仅与中国当时的法治实践无关，同时也和二十二年以来的国内法理论研究无涉。
那么，将原有的名词赋予新的内涵，并运用到新的研究领域，固然是对于原来符号（Sign）的重新编码，是在语义层稳定状态下的语用层转致和扩展。当这种转致或者扩展无法得到新的科学价值论和方法论支持的时候，这个新名词往往只能充实或者弥补其他研究范式的空位或者缺陷，并不能自发和自觉地构成一个新的范式，如同人类登陆火星并不构成对登陆月球的科学革命一样。
按照库恩的理论，所谓范式转换，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范式的否定或者排斥。那么，如果原来的法理学理论，足以解释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软法律现象，我就不能同意“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的判断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在国内的研究中，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2005年12月8日前），罗豪才教授等学者倾向于认为“软法的根本特征就是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以由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规则④，但是，这种认识有可能导致否定软法的法律属性（比如，无法解释各国通行的仲裁法律制度），显然在学理逻辑上不能自洽，并有可能导致软法律规则与其他社会规则的混同。因此，上述的观点正在和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比如，姜明安教授就从哈特关于法的定义和特征出发，倾向于认为：“软法是法；软法是非典型意义的法”。⑤这样一来，软法律既然是法律，应该并且可以是被原有的法律理论所解释和说明的，或者说是可以被原有理论通约而不是一个原有理论解决不了的“例外”。这就表明，软法律的研究，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内只是一种对客观法律现象的描述性或者发现性的活动，而不可能是一个理论和科学意义上的发明活动。也许，只有当人们从这样的研究中抽取出古今中外法律制度中未曾有过的理论内核的时候，它才可能演变并构成一个新的法学研究范式。
软法律的主要发生和存在空间，是国家认可与社会默契。而国家认可和社会默契并非是个单纯的离散结构，往往是个拓扑连续性意义上的共识结构。甚至，在有些情况下，作为公共品的软法律的生产者是私人（例如西方的私人监狱）或者社会组织（例如中国执政党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而赋予这种公共品以法律属性然后供应给社会的提供者却是正式的立法、司法或者执法机关。软法律不但与这些看的见的法律设施有关，并且是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国家合法暴力相沟连的。问题的焦点和实质在于：硬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往往是现实的和直接的，而软法律中的国家合法暴力，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能的和间接的——起码在具体的软法律关系当事人心目中是如此。例如：在交通要道边指挥交通的平民，必须携带或者佩带表明国家委托的明显标志（或者红袖标、或者警用指挥棒等等）以证明其拥有公权力的不可质疑性和潜在的国家合法暴力支持其命令的间接性。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介平民，他/她所拥有的指挥交通的肢体动作的背后，依然闪现着国家合法暴力和正式法律机关的魅影。换句话来说，这位平民或者私人只是生产了关于交通指挥的公共品，而该项公共品的提供者依然是国家的交通管理机关而不是私人。这样一来，一般法理学上所谓的“法是国家合法暴力保证/保障执行的规范”原理，对于软法律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依然是可以运用的。单纯的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可能具有被一定的国家认可的色彩，却往往不具有被国家的或者世俗的合法暴力支持的特性（当然在有些政教合一或者法教混杂的国家和地区有所例外）。因此，既然软法律必然地与国家和法律意义上的暴力相联系，那么，原有的法学理论便足够对之进行解释，而无须进行库恩先生所说的范式转换。
二、软法研究是本土资源学说的本体论
按照张文显教授的说法，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都应该满足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三个条件或者要素。而作为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是某种可以被称为科学范式的理论体系的“坚硬内核”。这种内核，首先是来源于该范式的研究对象/问题构造。对象在先，问题随之而来，构成科学研究范式的两大前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自由落体的速度和物体的重量成正比”，显然是先有对象的观察，比如同时从天而降的石头和树叶；然后有问题“为什么树叶下降的速度比石头慢？”。其次，经过一定方法所形成的假设，例如，亚里士多德利用比较的方法得到了石头比树叶重的经验性结论，进而形成“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这种假设被人们所赞成或者不怀疑，就构成了一种统治性的科学结论或者误认的真理，并转化为一种人类共识。但是，“伽利略爬上了比萨斜塔，用一对同样大小的木球和铅球，以实验的方式，证明它们是同时落地的。现在的中学生都知道，亚氏理论是错的。”⑥亚里士多德的疏忽，在于只看到重量和地球引力，却没有看到体积和空气阻力。
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谬误。比如，只看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文本，并将这些法律文本和执政党的政策比较性地简单对立起来，犹如亚里士多德眼中石头和树叶的区别。只是在激烈地争论是否应该将外国的“法律橘子”移植——嫁接到中国来，却严重地忽视了那被移植的土壤本来就是稻田，或者那砧木本来就是枣树的，犹如亚里士多德的“重物一定比轻物先落地”的假设。
1996年，苏力教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学说，引导中国的法学理论研究从单纯关注法律文本转向关注社会法律现实；从静态的断层性片面研究转向动态的历史性综合研究；从关注立法者转向既关注立法更关注法律实现；从局狭的法条主义和权利本位学说扩展到了社会实证分析和语境论。而梁治平教授和刘作翔教授等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对民间法概念的提出，也大大地强化了对原有的传统法律理论的批判或者拓展。上述的研究，大体上开创了对中国国内法律研究的“伽利略式研究”的局面。
但是，苏力对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论述和研究，虽然解剖了众多社会法律现象，并且对这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个案（例如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黄碟案、二奶继承案、乡土法律人、法律学术引证率等）进行了令法学界信服的学理解释和科学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在经历数年后依然无法在学术上被证伪。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本土资源学说是有极大的空位和缺陷的，那就是，在它那光彩夺目的方法论的背后，是遮掩不住的本体论和价值论的阙如。
苏力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法学家，但“诗无达诂，法有正解”，也许正是这种近乎自由散漫的诗人气质，造成了他的研究的绚丽夺目，但同时也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提问。在苏力那里，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往往是随意的、局部的非概率抽样而不是严格遵守随机化原则的、全体样本机会均等的概率抽样。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可以覆盖他所抽到样本的全部，却无法均匀地覆盖到被他所疏忽的但是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样本。这种缺撼和问题在他最近的长篇论文《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有了比较充分的体现。⑦我眼下无意单独评论他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多字的论文，但是我认为，苏力教授在写作该论文时只阅读《安提戈涅》这样一个孤立的样本，却没有阅读或者分析其他相互关联的样本和文本：比如，没有对希腊神话中关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进行完整的描述和分析、没有对悲剧作者索福克勒斯的创作背景进行语境意义上的检视和论说、没有对古代雅典悲剧中弘扬实在法的主旋律进行概括、没有分析与《安提戈涅》具有文本渊源关系的《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两部剧本、也没有深刻透视安提戈涅的自杀动机和内心起因，这都部分地导致了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有效地挑战了对安提戈涅意象进行法理研究的若干学术判断和结论，并形成了独属他自己的、不能不说是正确的和科学的、然而却失却了高度盖然性和全面性的各种结论：几个新的“可能具有的某些特殊的或/和一般的法理学寓意。”⑧
但是，苏力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进路都是科学的和高超的，他的研究对象也一直是那种深嵌在社会的血肉之躯中并且被社会法治实践理解与接受的规范或制度。而苏力心目中的规范与制度和软法律完全是同质的、从现象中所产生的问题也大体上是同构的，只是在具体形态和数量上比他原来抽取的样本更加规整和完全而已。一旦将“法治的本土资源学说”和软法律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立即会发现：恰恰是中国社会固有的软法律现象，构成了法治本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中国法学界以往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晚近十余年来的研究，分别走向了两个互相抵牾的极端：硬法律和民间/习惯法，从而出现了无论在硬法律之中还是在民间/习惯法中都找不出多少真正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感觉。当我们发现并将软法律补充进法治本土资源学说的时候，这种学说的研究范围和视野都将得到极大的拓展，并且也为苏力教授的独特研究方法找到宽广的表现舞台。
三、软法律如何构成法治的本土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