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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水利部


关于中央财政统筹部分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综[2012]4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

　　为落实2011年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化解土地出让收益与农田水利建设投资需求不匹配的区域性矛盾，经国务院同意，现就中央财政统筹部分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从2012年1月1日起，中央财政按照20%比例，统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为确保市县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来源，中央和省（自治区）统筹比例合计不超过50％，比例超过50%的地区，应相应下调省级统筹比例。直辖市统筹比例不作限定。

　　二、为客观反映中央、省、市县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收支状况，从2012年起，《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014805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科目说明增加“中央和地方共用收入科目”的内容。市县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本通知规定，在预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后,直接按规定比例，将中央统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以下简称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划转中央国库。

　　三、每年各级财政决算清理期结束后，中央财政依据各地区土地出让收支情况，对各地区上缴的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进行清算，实行多退少补。退还和补缴均通过中央与地方财政年终结算办理。

　　四、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专项用于农田水利建设，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市县使用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发生的支出，统一填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20812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安排的支出”。

　　五、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按照因素法分配，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分配因素包括：耕地面积（权重35％）、粮食产量（权重40％）、绩效因素（权重10％）、地区倾斜（权重15%）。

　　六、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使用范围，严格按照《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规定执行，确保专款专用。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财政部、水利部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七、省级财政部门、水利（水务）部门汇总编制本地区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收支决算时，应当单独反映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收支情况，并专门做出说明。

　　八、省级财政部门、水利（水务）部门要加强对市县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计提和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保障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划转，严格按规定用途使用。对于不按本通知规定划转、管理和使用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规定进行处理。

　 　 财政部 水利部
　　 2012年6月26日


论经济法价值中的公平与和谐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完整意义上的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包括对经济法的必然性（即经济法的产生、发展、消亡）、实然性（即经济法的本质）及应然性（即经济法的价值）的研究。中国的经济法学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法律价值研究的滞后，人们对经济法的研究步入注释法学的误区，动辄为某一部门法是否归属于经济法而大动干戈，而对经济法的目的、功能、价值追求等应然性表现的十分冷漠和浅薄。这种对经济法价值认识的模糊状态不可能不影响或波及经济法自身体系的构筑。
那么，经济法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学者们见仁见智。效率说认为经济法应以社会本位为其原则，将个体的个别行为放在整个经济运行和效率中考察和评价，从保证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总体利益和效益需要去分配权利义务，构筑行为模式，经济法的根本价值就是实现对社会经济运行总体利益和效益的保护[1]。公平说认为经济法应以社会公平作为其主导价值，社会公平应涵盖的内容包括竞争公平、分配公平以及根据不同主体具体情况对权利义务作体现差别的分配[2]。毫无疑问，每一理智的交易主体在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中，都不可能不考虑效率。但是，交易主体进行交易以及国家机关干预经济的价值取向并不能等同于规范这些行为的法律的价值取向。在法律领域，普通的效率取向应视为法律规制的原因，而不能视为法律规制的目的。对经济合理性的追求必须考虑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社会信仰等各方面的承受力及它们之间的和谐度，而不能单纯以经济的合理性即效率作为其主导价值。社会公平包括诸多方面，但并不是每一种公平都是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如分配公平。更何况在经济法的诸多价值中，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经济法的价值是有不同侧重的。认为社会公平是经济法的唯一价值追求不免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应分为主导价值和终极价值两个层次，从整个社会发展情况看，经济和谐是主体对经济法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也是人类的终极价值目标，而经济公平是主导价值目标，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前提。
一、 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经济公平
（一） 作为经济法价值的经济公平的含义
公平是一个含义颇多、使用含混的哲学范畴，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不同的领悟和阐释。作为经济法价值的公平不同于一般社会学或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它应该是制度、规则和习惯的公正、合理和有效。它的核心内容应包括：第一，产权是否充分明晰界定，每个人的财产占有关系是否平等；第二，资源配置机制是否有效，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信息机制和决策机制是否均衡、公正、有效；第三，由伦理、道德、文化模式形成的习惯是否有助于提高效率。
作为经济法价值的公平应从两个层面上理解和把握。首先，经济公平指的是机会均等和规则公正。从这一点讲，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对矛盾，而是公平决定效率，效率是公平的必然结果。因为公平的规则和合理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形成有效的预期，增加或减少各种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带来规模效益。其次，从更深的层次讲，公平指收入分配公正。这是对收入分配的尺度标准而言的，即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报酬，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平，投入生产要素多者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投入少者反倒获得较多利润，那么，劳动、技术、资本、土地就不可能被更多地投入，社会资源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有效地配置。
（二）、经济公平价值产生的经济基础
经济法价值的内容是由价值主体的主观需要与客体的功能属性相互作用而决定的。对经济法价值内容的理论抽象应当从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中去寻找。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3]。国家之所以不能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在于自由竞争的任意发展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市场的失灵使市场机制失去了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比如垄断的出现使公平的竞争机制遭到破坏，不仅使个别厂商从消费者那里攫取更多利润，而且使实力过于悬殊的厂商之间无法平等竞争，价值规律失去作用。又比如说，由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独占性，使得以追求利润极大化为目的的市场主体不愿去生产，从而导致公共物品的极度缺乏，公共物品的缺乏必然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导致市场的公平竞争规则惨遭破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必然要出面干预经济。为了用法律的方式控制国家的不当干预，经济法便产生了，很显然，经济法就是以追求经济公平为主导价值而出现的。
（三）、经济公平理念在经济法中的显现
公平理念集中体现在各个国家的市场规制法中，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为了调动市场主体行为的自由性，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形成了包括财产法、合同法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法等一系列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1914年的《克莱顿法》以实质性条款第2、3、7、8条分别规定了四种非法的旨在减少竞争的限制性商业行为、价格歧视、独家交易、合并和连锁董事会。1975年的《平等信贷机会法》禁止以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宗教、国籍、年龄原因为借口否决消费者的信贷申请。德国早在1909年就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34年针对市场竞争中减价、折扣等不正当竞争手段，又制订颁布了《减价法》。1967年德国针对卡特尔体制回避竞争、谋求垄断的状况，制订了《卡特尔法》，其主要目标是阻止和消除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4]。1993年9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我国的反暴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得税法等，也自始至终贯穿着公平的理念。
二、 经济法的终极价值—经济和谐
（一）、作为经济法价值的经济和谐的含义及其产生的经济基础
和谐指在多样联系的系统中形成的整体协调。和谐不仅指整齐一律与平衡对称，更重要的还在于差异中见出协调，在不齐中见出整齐；整体上给人匀称一致、和顺适宜的感觉。所以，和谐不同于秩序。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种物质的精神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秩序意味着稳定与均衡，而和谐意味着在自身规律支配下不断趋向的理想状态。和谐可导致秩序，但秩序未必和谐。在封建社会残酷的高压政策下，社会秩序极其稳定，但经济关系、人际关系却极不和谐。
和谐一词用于描述市场运行起源于经济自由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最初产生于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斗争中，一些崇尚自然法的思想家和经济学者们，大力提倡自由放任主义。他们认为只有受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秩序才是符合人类幸福的和谐秩序，而违反自然秩序的强制，必然会破坏社会和谐，并于人类有害。同样，在经济生活中，经济内部也存在着一种自动调节的机制，只有放任个人追求其利益，听任其资本和劳动的自由投放、自由转移，国家不加以任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就会达到协调、均衡。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和谐论将市场主体行为的理性绝对化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后来，以奥地利经济学家F•A•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经济自由并不就是绝对放任，而是尽可能利用竞争力量协调人类经济行为，他主张自由竞争与国家有限的干预相结合，以达到和谐[5]。可见，哈耶克也承认了经济和谐是两只手共同作用下的理想状态。因此，笔者认为，作为经济法价值追求的和谐是动态的、相对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国家针对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干预，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障碍，最终实现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标。和谐是市场和国家共同追求的理想境界，社会效率最大化是和谐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和谐的一个重要标准。没有和谐的效率，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效率。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它必须以追求经济的和谐发展作为终极价值，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最终谋求社会效率最大化。相反，如果舍弃市场经济规律，一味追求效率，人为破坏市场规则，其结果只能是降低效率，甚至无效率，从而导致经济的崩溃。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及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其实就是社会对个体效率的盲目倡导所导致的竞争的无序、收入分配的不公、公共产品的匮乏、基础产业的薄弱、生态环境的恶化、产业结构的失调等经济不和谐的必然产物。因此，经济法的终极价值追求只能是经济和谐。
（二）、经济和谐理念在经济法中的显现
和谐的价值目标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参照系，国家如何干预经济以及干预经济力度的强弱，都要以市场是否趋向和谐为标准。和谐的理念贯穿于所有的经济法之中，是制订、执行、解释经济法的主要精神。美国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杠杆来实现的，这种调节方式通过改变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信号来间接引导企业的经济活动，使市场和谐运行。80年代美国相继通过了《1981年经济复苏法》、《1982年税收公平与财政负责法令》、《1986年税制改革法》等，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投资方向，提高社会效率，实现社会公正。自由竞争和国家干预是联邦德国市场经济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都是为保证经济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1967年联邦德国通过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经济政策的总方针是：通过各种经济财政措施，以达到总体经济的平衡，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保持物价稳定、高度就业和外贸平衡[6]。我国的宏观调控法体系也是本着经济和谐的理念正在建立和完善，其总体目标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计划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宏观调控法等等无不体现了经济和谐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经济法从其产生时起即昭示着传统法律价值观在经济法调整的领域内正发生着重大变化，亦即传统法律所崇尚的权利、效率、自由等价值逐渐集中到民商法领域。而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管理经济之法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其价值追求集中体现在维护整体经济运行的和谐与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