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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家庭服务业条例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十七号


（2001年3月22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家庭服务业的发展，适应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求，规范家庭服务经营行为，保护家庭服务消费者、家庭服务人员和家庭服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家庭服务业的经营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的家庭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以家庭事务为服务内容的有偿服务，包括家庭保姆、家庭清洁、家庭护理、家庭教师以及其他有偿家庭服务活动。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主管家庭服务业的行政部门，依法对家庭服务业进行统一指导、监督和管理。
市、区政府劳动、工商、物价、民政、公安、教育等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家庭服务业实施监督和管理。
第四条 政府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家庭服务业，扶持家庭服务业发展，促进家庭服务和社区服务协调发展。
第五条 从事家庭服务经营活动应当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
家庭服务各方应当遵循自愿、平等、诚实信用和安全、方便的原则。

第二章 家庭服务经营者
第六条 本条例所称的家庭服务经营者（以下简称经营者）是指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与家庭服务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为服务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以家庭服务为经营范围的企业。
经营者可以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等形式。
第七条 经营者应当依法与家庭服务人员（以下简称服务人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家庭服务人员的劳动待遇及工资支付方式，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第八条 经营者应当直接与家庭服务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建立服务关系，指派服务人员向消费者提供服务。
经营者与消费者应当签订家庭服务合同，家庭服务合同一般应以书面形式订立，经营者提供一次性或者临时家庭服务的，也可以采取电话、网络或者双方当事人认可的其他形式订立。
第九条 家庭服务合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名称、姓名和住所；
（二）提供服务的内容；
（三）服务人员的条件；
（四）服务的地点、方式和期限；
（五）服务费及其支付方式；
（六）其他约定内容。
第十条 经营者不得招收下列人员从事家庭服务工作：
（一）未满十六周岁的；
（二）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身份证明的；
（三）患有传染病、精神病或者其他按规定不宜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疾病的。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对服务人员进行上岗前基本服务技能、心理素质、法制、安全、卫生等方面的培训。
经营者应当建立服务人员工作经历及评价记录制度。
第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了解服务人员的工作情况，接受消费者或者服务人员的投诉，协调服务人员与消费者的关系。
经营者了解服务人员工作情况时，不得对消费者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不得侵犯消费者的隐私。
第十三条 消费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营者可以解除家庭服务合同：
（一）未按约定支付服务费，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
（二）与服务人员恶意串通，损害经营者合法利益的；
（三）有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四）、（六）项所列行为之一的；
（四）有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二）、（五）项所列行为之一，拒不纠正的；
（五）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经营者可以依法成立家庭服务业协会，依照法律、法规和协会章程开展活动。

第三章 家庭服务人员
第十五条 服务人员应当如实向经营者提供本人身份、学历、资格证明文件及其他有关资料，经营者不得扣押服务人员身份、学历、资格等证明文件原件。
第十六条 服务人员有权要求经营者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享有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的权利。
服务人员有权了解家庭服务合同的内容，要求提供劳动合同和家庭服务合同约定的待遇和条件。经营者和消费者变更家庭服务合同内容或者消费者要求提供约定之外的家庭服务的，应当征得服务人员同意。
第十七条 服务人员应当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遵守经营者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职业规范。
第十八条 服务人员提供服务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
（二）履行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
（三）尊重消费者生活习惯，不对外泄漏消费者隐私；
（四）不得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九条 消费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服务人员可以拒绝继续提供服务：
（一）不能提供合同约定工作条件的；
（二）强迫服务人员提供合同约定以外的家庭服务事项的；
（三）对服务人员有虐待行为的；
（四）严重损害服务人员人格尊严的；
（五）要求服务人员从事可能对其人身造成损害的行为的；
（六）要求服务人员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的。

第四章 家庭服务消费者
第二十条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指派服务人员和提供服务。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如实提供所指派服务人员的教育状况、职业技能、相关工作经历、健康状况、道德品行等个人资料。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家庭服务合同：
（一）采用欺诈手段订立合同的，可能对消费者造成严重损害的；
（二）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履行的；
（三）当事人约定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服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更换服务人员：
（一）不符合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从业条件或者合同约定条件的；
（二）不履行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义务的；
（三）有严重违法行为的。
经营者拒不更换服务人员或者更换后服务人员仍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
第二十三条 消费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经营者支付服务费，不得有损害经营者合法利益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消费者应当保障服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不得有本条例第十九条所列行为。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依照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服务人员与经营者发生劳动争议的，依照有关劳动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七条 经营者有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情形，消费者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法赔偿损失。
因经营者的欺诈或者恶意损害行为造成消费者损失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按实际损失的两倍予以赔偿。
第二十八条 服务人员有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法赔偿损失。
第二十九条 消费者有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情形的，经营者可以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法赔偿损失。
第三十条 由于消费者的过错，造成服务人员人身、财产损害的，服务人员可以向消费者要求赔偿，经营者应当对服务人员予以协助。
第三十一条 服务人员恶意损害经营者合法利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未依法办理注册登记，擅自从事家庭服务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给消费者或者服务人员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从事家庭服务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依法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并遵守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 以中介或者其他方式从事家庭服务活动的，参照适用本条例；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有关办法，由市政府另行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1年6月1日起施行。


2001年4月19日
检察机关应如何行使量刑请求权

丁 巍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定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广泛的职能，不仅承担着监督法律实施和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公职人员守法的职能，而且与公安机关共同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职能。但是，检察机关职权目前存在萎缩的趋势，其中的原因固然较为复杂，许多方面却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指控犯罪方面，其控诉职能有待强化，量刑请求权（实质是量刑建议权，以下简称求刑权）的行使有待拓展。下面笔者就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行使求刑权的问题阐一孔之见。

一、检察机关控诉权行使的现状及其局限性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的方式主要是提起公诉，其载体是起诉书和公诉词。实践上，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时对犯罪的指控及定性和处理较为原则和粗象，仅仅指控被告人犯罪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以及有关影响量刑的法定从轻、从重的情节，从未向法庭建议依法应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种及具体的量刑幅度，也即未积极行使求刑权。这就使得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难以向更深层次发展，其监督职能也难以完全发挥。一般地讲，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既是其正确指控犯罪的需要，也是其法定职能。如果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时不积极行使求刑权，就会导致其指控犯罪不全面，不彻底，进而导致其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定位不明，标准不清，使得其监督带有滞后性、抽象性、被动性。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控诉权的必然延伸，其最重要和最严格的途径是行使抗诉权。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人民检察院实施规则》第348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确有错误的7类判决、裁定提起抗诉，而其中常见的一类即是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该类情形只有在判决属于“畸轻畸重”时方得提起抗诉。实际上，由于法院系统的整顿，“畸轻畸重”的判决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能够提起抗诉的案件是不多的。如2001年我市起诉部门共向各级法院提起公诉的各类刑事案件为2194件，市检察院支持各基层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仅为7件。而大量的明显偏轻偏重却不“畸轻畸重”的判决得不到预防、制止和纠正！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也只能无可奈何！

二、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其法定的职责之一就是，指控犯罪，行使国家公诉权。而检察机关行使的求刑权，只是一种量刑建议权，不会侵犯法院的最终司法裁判权，是符合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司法原则的。这表现在检察机关要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对其认为构成犯罪的被告人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判处合理的刑罚，并适用适当的刑期。如果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包括刑期的错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即得提起抗诉。所以，求刑权是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检察机关未向人民法院明示，一旦人民法院的判决不符合这个幅度，且“确有错误”，即行使抗诉权。换言之，这只是检察机关在消极、被动行使求刑权，而非积极、主动行使求刑权。从这一方面讲，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整地行使控诉权所必须的。

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不仅符合我国实际，而且顺应国际形势。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检察机关的求诉权。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公诉人在没有特别的情况下，一般总是根据这一原则确定刑罚的施用。”（参见杨新培、王寨华所著《论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的量刑请求》，载于《法学》1999.1）我国虽然不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其合理的部分我们可以移植、吸收、借鉴。鉴于我国的司法现状，很有必要规定检察机关的求刑权。

（一）这是有效制约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有效途径。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法定审判机关，具有唯一的定罪量刑权，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判处，不得确认为有罪，也不得对其量刑（或减刑）。诚然，人民法院的最终司法裁判权不容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国刑法在量刑体制上采用的是相对不确定刑，而且法定刑有较大的灵活性，多种刑种并存，同一刑种法定刑幅度太大，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膨胀，而法院队伍素质亟需提高，对其缺少足够的约束和制约，致使大量的裁判不公、不当的案件屡屡出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法官的裁量权也是一中权力，而且是一种司法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更需要约束和监督，因为“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而，检察机关必须积极行使求刑权，以有效制约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二）这是深化审判监督改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的要求使然。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最主要方式是行使抗诉权。而每年各级法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均是很小的。也就是说，目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空间很小，力度很弱。但这并不表明各级法院的其他判决就无懈可击，合理合法。实践证明，法院的很多判决，虽然没有当事人的上诉和检察机关的（不能）抗诉，但问题还是不少的，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必须纠正一种观点，即只有法院的判决才是正确的，只要法院作了有罪判决，我们的控诉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将审判监督的阶段前移，积极、主动监督审判活动，将大量的不能抗诉的案件也纳入到强有力的审判监督活动中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就可以在提起公诉前即定下基调，为正确指控夯实基础。而一旦法院作出不当判决，检察机关即可以找准位置，有的放矢，正确、主动、积极地行使审判监督权，从而，将这一权力真正落到实处。

（三）这是促进检察官业务水平提高，增强公诉部门队伍素质的要求使然。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就要求公诉人员不能仅停留在过去的粗线条式的办案水平和作风上，而应把握全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情节，作出准确的分析和认定，不仅要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准确定性，而且要拿出对其依法适用有关法条、刑种、刑期的适当意见。应此要求，公诉人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方能胜任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窗口的公诉部门的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高，必将促进全体检察官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素质的增强。

三、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的途径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行使：在认定被告人行为构成犯罪时，不仅阐明该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应当施用法律的有关条款及影响量刑的相关法定情节，还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照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提出应适用的刑种和具体的量刑幅度。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行使：一是在起诉书中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均予以表述，并由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对起诉书的观点作更进一步的阐释；二是仅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对刑种和量刑幅度的采用向合议庭提出建议。

笔者认为，公诉意见书不如起诉书正规，法律效力也不如起诉书强，发表的公诉意见是否能得到法院的采纳，很成问题。而起诉书是以检察机关的名义作出的，法律效力极强，法院不得不予以重视。如果起诉书表明的意见未被采纳，检察机关在在提起抗诉或作其他相应处理时，也能作到有根有据，有的放矢。所以笔者觉得，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以第一种方式为妥。

四、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应协调的关系

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其实质是向法院提出依法对被告人适用确定的刑种和相对法定刑幅度更小的幅度刑的建议。因此，这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在对内关系上，强化责任意识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在加强承办人办案责任制、健全主诉检察官负责制的同时，还必须发挥集体的优势，正确行使求刑权。具体操作上可以先由承办人拿出初步意见，主诉检察官审核，部门集体把关，分管检察长签发。这样便于求刑权的正确和严肃行使。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处理好与法院及相关部门的协调关系。刑种和幅度刑的建议是否被法院采纳，势必关系到检察机关求刑权行使的落实。符合抗诉请求情形的较好落实，但属于偏轻偏重的裁判，其处理则较为复杂。笔者以为，首先应强化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针对漠视检察机关求刑权并作出不当裁判的法官应区别对待。对于徇私枉法裁判的，检察机关除依法向该法官所在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外，还应向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由有关部门作出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非徇私但作枉法裁判的，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除及时向该法官所在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外，还应将起诉书副本及相关情况反映到同级人大、政法委、纪检监察部门及该上级检察机关和上级法院，由有权机关作出处理。

鉴于此，最高司法机关应联合作出相应规定，放宽对抗诉请求的条件限制，只要确有错误，即可抗诉；而对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多次践踏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求刑权的，应作出严肃处理。如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规定，三次以上因为“求刑权问题”受到检察机关“检察建议”的，轻者视为案件质量不高，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理，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惟此，检察机关的求刑权的行使方能真正落到实处。


联 系 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 丁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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