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河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红政发〔2008〕83号
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红河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级各委、办、局：
为发展壮大我州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州人民政府下发了《红河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试行）》（红政发〔2005〕62号）。文件的实施，推动了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发展，全州现有州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55家，其中国家级1家、省级10家、州级44家。为了进一步规范红河州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管理工作，促进我州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针对我州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中存在的问题，经过认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了红政发〔2005〕62号文件《红河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试行）》修改意见，报经十届州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研究同意。现将修改和补充后形成的《红河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红河州农业产业化州级
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红河州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搞好对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服务与扶持，根据中共红河州委、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的通知，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州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是指以农产品加工或流通为主，有较强科技创新和示范带动能力、主产品优势明显、出口创汇潜力大的企业或达到一定规模的中介服务组织，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并经红河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认定的企业。
第三条 对州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引进竞争淘汰机制，发挥中介组织和专家作用，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
第四条 凡申报州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申 报
第五条 参照国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管理办法，红河州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分为甲级和乙级，主要包括加工流通型与市场带动型两类。具体条件为：
（一）甲级重点龙头企业条件。
１、加工流通型。
（1）企业规模。是各行业的行业龙头，企业总资产规模2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1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规模1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500万元以上），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1000万元以上）。其中申报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出口创汇500万美元以上。
（2）企业带动能力。企业通过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2000户以上（南部六县1000户以上），联结种植业基地5000亩以上（南部六县2000亩以上）。畜牧业养殖规模：奶牛存栏500头以上、肉牛存栏1000头以上、猪存栏2000头以上、家禽2万羽以上；水产养殖2000亩以上。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过程中，通过订立合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等方式采购的原料应占原料收购总量的50％以上。
（3）企业类型。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企业。
（4）企业效益。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60％，主营产品产销率达到90％以上。
（5）企业信用。企业依法经营，遵守市场经济规范，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含A级）。
（6）企业竞争能力。在同行业竞争中企业的产品数量、产品科技含量、新产品开发能力居领先水平，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
（7）目前企业规模虽达不到上述第1项要求，但所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属创新技术产品或主营产品，优势明显、出口创汇潜力大的企业，或符合我州优势农产品布局，属行业龙头的企业。
２、市场带动型。
（1）龙头作用。市场占地、设施、资产、交易规模以及带动农户能力在所在县市同类市场中名列前茅，市场主营产品与地方主导产业关联度大，带动示范、集散辐射作用明显。
（2）资产规模。资产总值2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10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1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500万元以上）。
（3）交易规模。市场中农产品交易占交易总量的80％以上。蔬菜、粮油、果品类销地市场年交易额5000万元以上，畜产品交易额在5000万元以上。
（4）带动能力。市场对带动地方主导产业形成作用明显。市场直接或通过经营户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5000户以上，联结农产品基地1万亩以上。
（5）产权清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开办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6）服务功能。市场基础设施好，配套设施齐全，市场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等服务工作及时规范，能及时为农户和经营户提供市场信息，对引导当地农业结构调整作用明显。市场交易秩序良好，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管理和运作规范，没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
（7）经济效益。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60％，市场的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经济效益好，没有债务纠纷。
（8）国家、省有关部门定点或重点联系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优先考虑。
（二）乙级重点龙头企业条件。
1.企业达到甲级重点龙头企业条件，但其生产规模大、带动能力强、服务功能全、经济效益好，不需要州级财政一次性扶持资金。
2.企业目前达不到甲级重点龙头企业条件，但分别达到以下条件：
（1）加工流通型。
①企业规模。是各行业的行业龙头，企业总资产规模1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规模6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300万元以上），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500万元以上）。其中申报外向型农业龙头企业出口创汇200万美元以上。
②企业带动能力。企业通过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1000户以上（南部六县1000户以上），联结种植业基地3000亩以上（南部六县2000亩以上）。畜牧业养殖规模：奶牛存栏300头以上、肉牛存栏600头以上、猪存栏1000头以上、家禽1万羽以上；水产养殖1000亩以上。企业从事农产品加工过程中，通过订立合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等方式采购的原料应占原料收购总量的50％以上。
③企业类型。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企业。
④企业效益。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主营产品产销率达到90％以上。
⑤企业信用。企业依法经营，遵守市场经济规范，银行信用等级在Ｂ级以上（含Ｂ级）。
⑥企业竞争能力。企业的产品数量、产品科技含量、新产品开发能力处于领先水平，主营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和质量管理标准体系。
⑦开发和生产的产品属创新技术产品，优势明显、出口创汇潜力大，符合我州优势农产品布局。
（2）市场带动型。
①龙头作用。市场占地、设施、资产、交易规模以及带动农户能力在所在县市同类市场中处于前列，市场主营产品与地方主导产业关联度较大，带动示范、集散辐射作用比较明显。
②资产规模。资产总值10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6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500万元以上（南部六县300万元以上）。
③交易规模。市场中农产品交易占交易总量的70％以上。蔬菜、粮油、果品类销地市场年交易额3000万元以上，畜产品交易额在3000万元以上。
④带动能力。市场对带动地方主导产业形成作用比较明显。市场直接或通过经营户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3000户以上，联结农产品基地5000亩以上。
⑤产权清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开办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⑥服务功能。市场基础设施好，配套设施齐全，市场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等服务工作及时规范，能及时为农户和经营户提供市场信息，对引导当地农业结构调整作用明显。市场交易秩序良好，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管理和运作比较规范，没有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等不法行为。
⑦经济效益。企业资产负债率一般应低于70％，市场的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经济效益较好，没有债务纠纷。
第六条 申报材料。申报企业应提供企业的基本情况并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要求提供有关申报材料。具体包括：（一）企业申报表；（二）企业情况简介；（三）银行出具的该企业的信用证明；（四）由县市农经部门或中介机构出具的该企业的年度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五）县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出具的企业与农户利益关系证明；（六）科技成果、专利或有关省部级认定的证明材料；（七）产品质量、环保方面的证明材料（省级以上法定质检机构对主营产品的监督检验报告、质量管理手册、通过ISO9OO1认证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绿色食品证明等）；（八）与农民签订的产销合同书。其中前5项为必备材料，后3项根据企业情况据实出具。
第七条 申报程序。
（一）申报企业直接向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由主管部门对企业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初审。
（二）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征求发改委、经贸、财政、科技、林业、创新办、乡镇企业、税务、粮食、供销合作社等部门及有关商业银行对申报企业的意见后，经县市人民政府同意，按规定正式行文向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州产业办，设在州农业局）推荐，并附审核意见和相关材料。
（三）州所属企业可以按照以上1、2款申报程序申报，也可以由州级行业主管部门审定后由部门按照规定正式行文向州产业办推荐，并附审核意见及相关材料；省属企业可以按照以上1、2款申报程序申报，也可以直接向云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省级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并附审核意见及相关材料。
第三章 认 定
第八条 州产业办负责对各地推荐的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进行遴选和对已认定企业进行监测评价工作。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评价评分办法，由州产业办牵头商有关部门提出，报红河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审定。
第九条 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程序和办法。
（一）州产业办根据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上报的企业有关材料，按照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评分办法进行评分、审查、分出层次，提出审查意见报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认定。
（二）州级重点龙头企业正式确定前，以一定形式进行公示，以确保公正、公开、公平。
（三）经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认定的企业，都作为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对认定为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甲级的，给予资金扶持并颁发证书；对认定为州级重点龙头企业乙级的，颁发证书。州人民政府发文认定的同时，通过媒体公布企业名单后颁发证书。
第十条 经认定公布的甲级和乙级重点龙头企业，将分别按照中共红河州委、红河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的通知规定和其他相关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第四章 监 测
第十一条 对州农业产业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实行动态管理，建立竞争和淘汰机制，做到可进可出。
第十二条 建立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动态监测制度，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发展情况，并进行运行监测评价，为企业的进出提供依据，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第十三条 实行两年一次的监测评价制度，具体办法是：
（一）企业报送基础材料。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在进行监测年份的次年1月中旬之前，应将反映企业变化情况的基础材料报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材料包括：州级重点龙头企业情况统计表；开户银行提供的资信证明；企业的财务情况（由县和县级以上财政部门提供证明）；税收情况（由县和县级以上税务部门提供证明）；企业的带动能力和利益联结关系情况（由县和县级以上农经部门提供证明）；应享受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等。第一次监测是在企业被认定为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开始后的第三个年份。
（二）州级材料汇总与核查。次年1月下旬，当地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对所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所报基础材料进行汇总、核查。核查无误后，报州产业办。
（三）州产业办根据各县市农业产业化主管部门报送的基础数据材料，按照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运行监测评价评分办法进行评分，并对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提出意见并上报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
（四）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对监测结果予以审定。
第十四条 动态监测合格的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继续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对监测不合格者，取消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不再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
第十五条 在不属监测评价的年份，各地的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将所辖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的基本情况按有关报表制度统计汇总，于次年的2月底之前报州产业办。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申报州级重点龙头企业应按要求如实提供有关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如果存在舞弊行为，一经查实，已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资格；未经认定的企业取消其申报资格，2年内不得申报。
第十七条 对在申报、认定、监测评价过程中不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存在徇私舞弊行为的工作人员，主管机关要按有关党纪政纪规定予以严肃查处。
第十八条 州级重点龙头企业更改企业名称，需要对其州级重点龙头企业称号予以重新确认的，企业应出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营业执照及有关更名材料，由所在县市农业产业化工作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州产业办予以审核确认，由州产业办将企业更名情况通报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州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加工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的两次限制
——试论计划法若干基本问题
李 刚
目 次
引言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二、市场和计划法——对计划法的两次限制
（一）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二）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
三、从法律救济到法律责任——计划法对计划的“第二次”限制
（一）计划的法律救济
（二）计划法律责任
结语
引 言
所谓计划，是指在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对资源条件和外部环境作出分析，经过预测确定未来的行动目标，并以此制订未来行动方案。简言之，计划就是未来行动的方案。①计划法里的计划，一般多指国家经济（调控）计划，即与调控国民经济结构和运行有关的计划。计划法则是指体现国家计划内容，保障计划各项任务和总量指标实现的各有关法律。②
在我国，计划法由原来的经济法的“龙头法”，到现在被忽视、作为经济法的“点缀”的境况，其地位可谓“大起大落”。笔者以为，从建国初期计划体制的确立，经由计划体制下计划之异化，再到市场体制下计划调控之必要，乃历史发展之必然，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过程之中。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再转向市场体制的时候，尽管认识到了计划的缺陷和市场的优势，但计划体制的惯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仍然存在。虽然奉行“个人本位”和“权利本位”的民间社会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市场经济，因为讲求“利益”和“效率”的市场与私人经济主体具有一种天然的相互适配性。但是，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时仍然采取“在‘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行‘计划经济’之事”的办法；甚至排斥市场、固守计划。然而同时，由于长期的历史因素的心理误导，饱受了“计划一言堂”之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计划又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反对。
一味地否定市场体制下之计划，与一味地批判计划体制下之计划一样，都不是基于理性认识的基础而应有的客观态度。要改进由计划体制沿袭而来的政府的市场意识，同时强化市场（私人）经济主体的计划意识，并使二者能够殊途同归、达成共识，必须建立一个二者可以展开对话的平台。这一平台就是对计划及其意义、特别是计划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正确理解。
一、计划的价值——为什么需要计划
理解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意义的最佳途径便是对计划的价值加以理论上的探讨。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或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计划的价值则是指计划对于计划主体的意义，即为什么需要计划。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异化
所谓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术语，乃指把自己的素质或力量转化为跟自己对立、支配自己的东西。马克思就使用“异化”一词解释了从劳动经由其对象——产品，再到私有财产的过程；并指出，由于劳动的异化，工人成为其劳动产品——资本所统治、奴役的对象。①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的异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计划原为人们为组织、管理经济而对其加以事先规划的一种方式；但计划一旦产生、并得以作为“体制”确立后，借助着国家权力渗透到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人们的生活，不仅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全面控制人们的一种“桎梏”。从对我国计划及计划体制历史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因决定走一条不同以往的共产主义道路，并跨越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故唯有将一切重头来过。虽自身无经验可循，又恰有前苏联之计划模式可资借鉴，于是，国家统包统揽之计划体制初具规模：土地改革、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改造等群众运动接踵而至。应该承认，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唯有如此之计划方能奏效告捷，完成社会转型之历史重任，其历史积极作用不应被抹杀。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计划自身固有之各种缺陷当时便已“潜伏”，只是在国家以“巩固政治统治”为其职能活动之中心、甚至全部内容时，计划之缺陷被掩藏而一时并未暴露，一如市场之固有缺陷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之情形。
一旦国家将其关注转向经济建设，计划之缺陷便初现端倪：计划信息收集渠道不畅，基层乃至中、高层单位信息谎报等问题层出不穷，计划对经济之预测及组织功能无从发挥；更加之对计划及计划者没有任何形式之限制，计划之缺陷愈加肆无忌惮，其“异化”已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从当时的“赶英超美”的目标、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及“大放各种卫星”等情形中均可窥知。虽间或也创造了诸如“和平号”空间站、“10个月”造人民大会堂等一时辉煌，但其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甚至破坏，却在多年后才得以显现。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种盲目的群众生产运动之恶果开始显现，又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及与前苏联“老大哥”的决裂，国家经济之困顿几入无以复加之境地。彼时本应为重新审视并反思计划性质与作用的绝好机会，但又因“阶级斗争”占据了国家生活的全部，“文化大革命”之十年浩劫席卷全国，计划之缺陷及其“异化”再度被掩盖于“巩固政治统治”的口号与活动之中，一个检讨历史的机会从此丧失。
此时之计划往往与群众运动相联系，也因“计划之异化”使然。异化之计划既然要全方位地控制人们的生活，必然追求行动的整齐划一性，一切行为均按既定计划行事，当然也就要求计划执行人员、甚至受计划影响的全国人民在行动上、甚至思想上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诚如哈耶克所言：“社会计划所指向的目标，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要使每个人为这个单一体系服务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使每个人都相信那些目标。”但这“还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人们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被普遍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而在当时之中国，国家通过引导人民的“政治激情”甚至是“狂热”，“在使人民照着它所要求的那样去思想这方面取得了高度的成功。”②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其自身的思想并以此相互区别，短时期内的“思想控制”可能会暂时奏效，但人之思想自主性及其求知欲注定最终会使这种控制失败。当人们意识到经济及思想等社会因素之多元化乃是现代民主国家之基本内涵时，其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统一控制”自然会产生质疑，并随之以各种方式将这种疑问加以表现，从而促使进一步的社会变革的产生。
及至打倒四人帮、恢复正常国家生活之后，“计划之异化”由于长期未加纠正，又有发展至登峰造极之势。此时之“计划”已成为既定的、先入为主、且根深蒂固之概念，并由某些计划权力者于其组织经济之功用外，更开发出谋取特权及私利的好处来。所以，计划体制之下，“人们”的思路是：在计划可以满足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某些政府及政府官员的“任何”需要的前提下，为什么还需要市场呢？或者说为什么不需要计划呢？计划体制下的某些政府及其官员看不到计划的“坏处”，只顾得享受计划给他们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好处”，所以作为计划的决策者、制定者和执行者乃至监督者的他们找不出、更重要的是不愿意找出“不需要计划”的任何理由，“计划”的价值在这时得以“最大化”；当然，其价值主体只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非广大的人民群众。
从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家的经济职能十分发达，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主要依靠国家调节，而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基本上都是通过国家计划实施的，所以，所谓国家调节主要就是“计划控制”，计划控制成为“国家调节”的代名词。不仅计划范围包揽一切，而且计划指标多为指令性的，计划实施手段主要依靠行政命令。从国家对经济管理和调节的基本方式上分析，计划主要不是属于国家促导经济这种类型，而是包括了国家强制、国家参与和组织经济等各种方式在内的一种综合的、全面的管理和控制手段，①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三种方式都被计划控制所掩盖或取代：
在市场规制方面，由于计划经济就是（行政）垄断经济，作为计划制定者的国家或政府是最大的垄断者，而那些政府官员或者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充分享用着（行政）垄断给他们带来的特权和“超额垄断利益”，当然不会去“反对自己”——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因为，“现代的计划运动是一种反对竞争本身的运动，是一面将竞争的一切宿敌都集结其下的新旗帜”②；“反对竞争”的另一面含义就是“赞成垄断”，计划主义者是主张并尽力促成垄断的，反过来，垄断又为计划主义者提供了种种特权和好处，二者可谓“相得益彰、相互依存”。所以，在计划体制下的计划控制当中，根本就没有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位置。
在国家投资经营和宏观调控方面，国家垄断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由国家直接投资、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国有企业，全面执行计划的各项内容，从而达到具体掌控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目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家“经济参与”和“经济促导”不过是实施计划的手段之一，“国家投资经营法”和“国家宏观调控法”也让位于计划法，以至于没有对其加以区分的必要而统一混合于计划法之中。
计划本为组织经济的一种方式，它在一定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及其固有之缺陷均为其内在的客观属性。只有对其予以相当之限制与制约，如以市场为前提、并辅之以法律控制等，其客观积极作用方可充分、有效发挥，其消极作用亦可被控制于合理限度内。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之异化，不仅脱离了计划组织经济之基本功能的定位，而且演变为阻挠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经济倒退的障碍，更沦为某些既得利益者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然而造成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计划本身，而在于其所依附之体制的不合理性，在于计划被国家作为“控制经济”的全部和唯一手段。要改变这种异化状态，扭转计划与经济、以及计划与人们之间的对立局面，必须通过社会变革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所以，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改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决断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必要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实质方面上来，即市场体制下，为什么需要计划。其实，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计划与市场一样，也不存在什么“姓‘资’姓‘社’”的问题。暂且撇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的功能与意义被全面强化乃至“异化”的情况不说，在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众所周知，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所谓市场缺陷。市场缺陷有三种，其中造成市场缺陷的第三种原因乃是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虽然一般来说，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是受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的，但往往是先有了某一产品一定量的交易与流通之后，其供求关系才能够真正地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调节是被动的。同时，因为从产品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各个市场主体对有关信息的重视程度、掌握程度等的不同，这一段时间便成为一些市场主体在竞争中胜出的决定性条件，也是另一些市场主体被淘汰的灾难性因素——这种时间的间隔性使得市场不能在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同时精确地进行同步调节，因而具有了滞后性。
当市场主体的经营规模普遍不大的时候，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恰恰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正常的“优胜劣汰”的推动因素，虽然可能给某些经营者个体的经济效益造成损害、亏损甚至破产，但并不妨害社会经济全局，反而使社会经济不断更新，从总体上保持生机和活力。然而当产业革命爆发后，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大规模的企业、即垄断企业逐步形成。他们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凭仗自身的垄断优势，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最终由亏损到破产。与前述小企业不同，垄断企业的破产会对市场供求关系产生直接影响，同时还引起其他相关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等严重后果。此时，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便从正面转向了反面，成为严重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
于是，国家开始介入经济运行，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由于市场调节的事后性，引起某些领域投资膨胀和生产过剩，而另一些领域则投资不足，产品供不应求，由此发生结构比例失调、经济波动。对此，国家需要随时调查了解全社会及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或者进而拟订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划或计划，指导社会投资，影响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环节。①这时，计划的重要性便凸现出来了。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计划具有弥补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具体包括：（1）计划有助于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2）计划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3）计划有利于引导投资和促进经济结构的合理化；（4）计划有助于市场主体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减缓经济波动。②
计划一旦出现，就凭借其特有的上述宏观调控职能成为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为轴线的宏观调控体系的起点和核心。而且，在现代国家，缺乏宏观调控（当然就包括计划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现实、甚至不可想象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尽管正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计划方式也由过去完全的指令性转变为以指导性为主，但即使将来市场体制确立，计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③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近年来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所谓混合经济体制，计划的不可或缺性并不在于以何者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上，而在于“经济”本身。“经济是指通过生产、制造和分配短缺的物品以及提供短缺的服务来有计划地满足人们需求的各种条件和措施的总和。”④也就是说，经济本身就包含了计划因素在内；换言之，计划是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固有的内在要素，任何一个市场都内涵了一定程度的“计划需要”。同时，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又是或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所以，在一种正常运行的经济体制下，计划与市场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
（三）市场和计划——一元调节还是二元调节
在确定计划的上述价值意义之后，有必要对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分析。所谓一元或二元调节，就是指经济调节是以市场为一元、还是以市场和计划为二元：前者以市场为基础，计划为补缺，计划始终不应超越正常的市场调节而“越位”为主导性调节手段；后者则市场和计划二元并行，所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如前者牢固，存在着可能在并不是必要的情形下，计划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以致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性调节手段。
现在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观点，即强调我国实行的是“宏观调控（包括计划）下的市场体制”；不仅否认了“市场调节”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将之置于（计划等）宏观调控之下的次要地位，实际上仍是一种变相的“计划体制”，值得我们警惕。很显然，“（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市场与计划”以及“市场体制之下的计划”，这些名词中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关系都是大不相同的，其主次关系依次递增（或递减）。以市场为主导的计划调控和计划（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是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其中计划与市场的主次关系是大相径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