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效力问题研究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Validity of Constitution
[内容摘要] 宪法效力及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认为宪法效力具有直接法律效力或间接法律效力都不科学，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或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不存在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问题。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权威性、稳定性、全面性以及保障制度专门化与多元化的特点。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是宪法效力实现的两种基本方式，而宪法效力的充分实现有赖于优化宪法实施的环境和完善宪法自身内容。
[关 键 词] 宪法效力 宪法遵守 宪法适用
前言：宪法效力的意义
宪法的效力，是指宪法的法律强制性和约束力，是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整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具体而言，它是指宪法在属时、属地、属人、属事四维度中的国家强制作用力[1]。 宪法效力问题，是宪政实践和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立宪和行宪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意义在于：第一，宪法具有法律效力是立宪主义理念即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权的基本假定，也是制宪、行宪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没有效力，则立宪主义理念不能实现，制宪沦为政治标签，行宪则只是政治与权力获得合宪性的工具。第二，宪法的效力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统一的表现。宪法效力是宪法的普适性价值落实到社会实际的桥梁，是纸上的宪法转化为实际规范（活的宪法）的中介。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处于动态平衡之中，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发展要求宪法规范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宪法规范又要规范社会现实，校正“越轨”行为。因此，宪法效力既体现了宪法的适应性，又体现了宪法的权威性。第三，宪法具有普遍效力，是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一切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的制度措施的落实都最终依赖于宪法效力。宪法具有效力，是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和合法性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或生存状态的理性根据。第四，法律效力的实质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实现，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其效力自然是国家强制作用力的根本实现形式。因此，宪法有无效力以及其效力的实现程度反映了国家强制力的实现程度，宪法效力关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
对宪法效力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宪法效力的目的是更好地、更充分地实现宪法的效力。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宪法学界对宪法效力的研究尚不深入，鲜有系统而专门的论述，当前通行的宪法学教材也几乎都不涉及宪法效力问题。本文拟就宪法效力问题作一些基础性探讨，以期引起学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一、 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及评述
宪法的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起源于德国。其背景是欧洲大陆公法与私法划分传统。宪法直接效力说的代表人物是尼伯泰。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的约束对象不仅仅指国家权力，而且也应涉及到公民间的私人法律关系的领域，要把传统的私法领域纳入宪法的直接约束范围之内，以便切实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直接效力说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民间组织规模扩大，影响力增大并成为公民生活中第一依赖因素，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压抑和侵犯之可能性及现实性大为增加。但是，这种观点受到质疑，将公法（宪法）效力扩展到私法领域，包含着不能容忍的弊端：这将导致公法与私法的混淆、宪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功能重叠，并抹煞了宪法所固有的基本属性[2]。于是，德国学者迪利赫、马温茨等提出了宪法的间接效力说，认为，“宪法规定虽然不对私人之间关系产生直接效力，但也不是没有关系，而是间接产生效力。……如果用公式来表示的话，那就是：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减去私法保障的部分等于宪法保障的领域”[3]。德国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之争的焦点是作为公法的宪法在私法领域是否有效。
我国宪法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争论与此并无直接关联。目前，在我国主张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直接效力论”）的学者是在以下两种意义上界定所谓“宪法的直接效力”的，一是指“宪法可以直接地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不必通过其它部门作为中介”[4]。一是指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宪法应当具有直接的法的效力，这里法的效力的约束力或强制力是指在法院它有没有约束力，也就是指在发生了纠纷以后，它有没有被作为判断违法与否的标准”[5] 。实际上，上述关于宪法直接效力的含义可进一步抽象为：宪法具有直接适用性（不止于法院）。也有学者不承认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简称为“间接效力论”）。主要理由包括：宪法规范比较原则，有待于其他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如果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便无法据以为判断行为正确的标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宪法的效力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表现在，一是在处理具体案件中，宪法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二是对于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其法律责任[6]。
针对我国学界关于宪法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笔者认为：
第一，宪法“直接效力论”值得商榷。论者认为，“宪法的直接效力”，意味着宪法不通过部门法作为中介而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这暗示：宪法通过部门法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就是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直接效力论”者否认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而意指宪法将完全不通过中介（部门法）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产生法律效力。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也难与实践相符。事实上，许多宪法条文并不直接作用于国家社会生活，而必须通过其它法律、法规的具体化才能实现。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因为，判断宪法是否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标准不是看宪法能否直接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只能是看它相对于宪法调整对象而言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部门法本身应该是宪法调整的对象，宪法规定的原则、精神及其他具体内容在部门法中得到遵从、维护即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宪法就具有效力（即所谓“宪法的直接法律效力”），而不能认为必须在实际社会生活或具体社会关系中直接发生作用宪法才具有效力。以在法院直接适用作为宪法具有直接效力的唯一标准显得更不科学。因为，“法不只是评价性规范，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而从理念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门径，则是谙熟世俗生活关系的法官。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7]。宪法也不例外，它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性规范，而必须为法官即法院适用，否则，宪法就不能称之为法律。
第二，宪法“间接效力论”也难以成立。首先，不制定相应的普通法律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宪法规范便无法付诸实施，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普通法律“依据宪法制定”，本质上就是宪法的实施，即宪法效力的实现，而不是待普通法律在具体社会生活中发生效力后才间接地实现了宪法的效力。其次，即使以下说法是符合我国实际的，即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也只是我国宪政建设中的不正常现象，表明我国早期宪政实践背离了法治的普适性原则，并不能成为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的依据。而事实上，尽管宪法条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不能被直接引用这一中国特有现象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但宪法在法院的适用近年来获得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宪法学界对宪法在法院的适用即所谓宪法司法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对宪法司法适用性的研究取得了极富价值的成果[8]。另一方面，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被认为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第一案，虽然这一说法并不确切（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此之前的地方法院早有依据宪法进行裁判的先例），但它彻底否定了“宪法不具有直接适用性”的观点。有学者对最高法院的这一批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关于教育权根本无须依据宪法[9]。最近成都某法院又受理了完全以宪法条文为依据的平等权案。可以说，宪法在法院的全面适用目前仅仅是技术和时间上的问题，在理论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碍。再次，间接效力论者认为，对违宪行为不能直接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一种完全错误而且有违事实的说法。不仅许多国家宪法都对违宪责任及追究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而且也有大量的实证案例。我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但仍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原则规定，如现行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第三，以宪法的原则性和纲领性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是不正确的。一些宪法学者认为，由于宪法具有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因此宪法不能进入诉讼。这实质上是以宪法的原则性、概括性、纲领性和无具体惩罚性，否定了宪法的法律效力。因为，法律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司法效力，即能够进入诉讼。不能进入诉讼或不具有司法效力，意味着宪法没有法律效力。“法律制定出来就是要被实施、被执行的；没有不是为了实施、为了执行而制定法律的”[10]。宪法亦然。通过正式程序制定的宪法，其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所有立宪主义理论的前提性预设。因此，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也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有学者认为，宪法中的原则性、纲领性条款是为了弥补具体法律之不足或漏洞的，甚至“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11]。这意味着，即使宪法的纲领性、原则性条款，也能够、应当而且必须进入诉讼，即必须获得适用。
第四，笔者认为，根本无须提出宪法直接效力或间接效力的学说，宪法具有“直接效力”是无须论证的。笔者在这里说的“直接效力”与前述直接效力论者的“直接效力”有质的区别。我所谓宪法直接效力即是宪法针对自身调整对象所具有的法律效力，而非针对社会现实和具体社会关系。因此，和其他任何部门法一样，说宪法具有效力即意味着宪法具有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不仅存在理论上的荒谬性，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似乎宪法不能直接适用。法律效力只能是直接的，不存在仅具有间接效力的法律。因此，主张宪法仅具有间接法律效力即主张宪法没有法律效力。
第五，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本质含义在于宪法的直接适用性。“最高法律效力”意味着：在效力不一的规范等级体系中，宪法居于最高地位，其效力比其他规范高。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相一致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其他规范。直接适用其他规范隐含着其他规范不能违宪，宪法在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宪法实现了对其调整对象——一般法律的约束，而不是直接作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在其他规范与宪法规范不一致的情况下，应当直接适用宪法规范。因此，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即表明宪法可以被直接适用，具有所谓“直接”法律效力。
总之，笔者认为，宪法具有法律效力即意味着宪法的直接适用性，一部真正有效的宪法不可能具有间接法律效力。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为避免实践中所谓直接效力与间接效力的论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具有直接法律效力。如俄罗斯联邦宪法（1993年）第15条第1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和直接的作用，适用俄罗斯联邦全境”[12]。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直接效力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直接依据俄罗斯联邦宪法条款和有关法律条款，审理宪法诉讼案；一是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因为俄罗斯联邦现行宪法的许多条款要求制定颁布普通法律，立法活动使宪法条款得以执行[13]。
二、 宪法效力的特点
与一般法律效力相比，宪法效力具有如下特点：
（1）最高性。这是宪法效力最重要的特征。宪法效力的最高性，一方面根源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地位，有人甚至认为，宪法的效力就是“指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的地位”[14]。另一方面根源于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这一理论预设 [15]。宪法效力的最高性表现在：第一，宪法处于一国法律规范体系的最上层，是其他法律规范的最终依据，而且，其他法律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任何违宪的法律不得生效或者须经由特定机关宣告其无效。在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如英国，议会有无上权威，它所制定的法律都是最高的，它的法律制度把一切法律（包括宪法法律）提高到了其他国家中宪法应有的高度[16]，这是英国宪法效力最高性的特殊表现。宪法效力的最高性是相对于其他法律而言的，有人将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称之为宪法的至上性[17]。宪法效力具有最高性的实质意义在于：一般法律规范与宪法条文相抵触时，一般法律规范失去效力，宪法条文可成为直接适用的依据。第二，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根本准则，任何行为都不得违反宪法的规定。
（2）稳定性。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同于宪法的稳定性。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它比一般法律规范变动少，能在较长的时间内适用，能适应较大限度的社会变化[18]，它主要是指宪法的内容不轻易的修改、变化。宪法的稳定性是通过宪法效力的稳定性来实现的，但宪法效力的稳定性不涉及宪法内容的修改、变化，仅意味着一部生效的宪法在一段时间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事实上都保持着同等的效力，它表明了一部宪法有效规制社会生活的连续状态。我国1954年宪法存在了大约20年（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宪法的稳定性），但在1957年后其实施受到削弱，文革十年遭全面破坏，被不宣而废[19]，在以后的时间里宪法虽仍保持形式的稳定性，但宪法效力丧失了稳定性，并进而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因此，宪法效力的稳定性直接体现了宪法的秩序价值，使人们能够依据宪法的“提示”理解自己及他人行为的性质与后果，从而对未来的生活作出有效的预测、规划、安排，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除了其内容和形式应具有稳定性即不轻易修改、变更外，其效力也必须保持稳定性，这是确保宪 政价值得以实现的一般前提条件。“一部有效的宪法可以引发人们对政治进程的稳定寄以期望的规则体系。稳定可行的宪法是社会稳定的制度和法律前提”[20]。
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
铁道部
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实施细则
1986年12月20日，铁道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2条 本细则所指铁路货物运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公布的营业铁路货物运输。
本细则适用于铁路运输部门与企业、农村经济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法人之间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
个体经营户、个人与铁路运输部门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应参照本细则执行。
军事运输、国际联运，铁路与水路、公路、航空、管道之间的货物联运，另行规定。
第3条 托运人利用铁路运输货物，应与承运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
铁路货物运输合同，应按照优先运输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兼顾指导性计划产品和其他物资的原则，根据国家下达的产品调拨计划、铁路运输计划和铁路运输能力签订。在签订国家指令产品运输合同中，如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可逐级报请双方上级主管综合部门处理。其他货物运输，由托运人与承运人协商签订货物运输合同。
第二章 货物运输合同的签订
第4条 大宗物资的运输，有条件的可按年度、半年度或季度签订货物运输合同，也可以签订更长期限的运输合同；其他整车货物运输，应按月签订运输合同。按月度签订的运输合同，可以用月度要车计划表代替。
零担货物和集装箱货物运输，以货物运单作为运输合同。
第5条 按年度、半年度、季度或月度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经双方在合同上签认后，合同即告成立。托运人在交运货物时，还应向承运人按批提出货物运单，作为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
零担货物和集装箱货物的运输合同，以承运人在托运人提出的货物运单上加盖车站日期戳后，合同即告成立。
第6条 按年度、半年度、季度或月度签订的货物运输合同，应载明下列基本内容：
一、托运人和收货人名称；
二、发站和到站；
三、货物名称；
四、货物重量；
五、车种和车数；
六、违约责任；
七、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7条 货物运单应载明下列内容：
一、托运人、收货人名称及其详细地址；
二、发站、到站及到站的主管铁路局；
三、货物名称；
四、货物包装、标志；
五、件数和重量（包括货物包装重量）；
六、承运日期；
七、运到期限；
八、运输费用；
九、货车类型和车号；
十、施封货车和集装箱的施封号码；
十一、双方商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货物运输合同的履行
第8条 托运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照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向承运人交付托运的货物；
二、需要包装的货物，应当按照国家包装标准或部包装标准（专业包装标准）进行包装，没有统一规定包装标准的，要根据货物性质，在保证货物运输安全的原则下进行包装，并按国家规定标明包装储运指示标志，笨重货物还应在每件货物包装上标明货物重量；
三、按规定需要凭证运输的货物，应出示有关证件；
四、对整车货物，提供装载货物所需的货车装备物品和货物加固材料；
五、托运人组织装车的货物，装车前应对车厢完整和清洁状态进行检查，并按规定的装载技术要求进行装载，在规定的装车时间内将货物装载完毕或在规定的停留时间内，将货车送至交接地点；
六、在运输中需要特殊照料的货物，须派人押运；
七、向承运人交付规定的运输费用；
八、将领取货物凭证及时交给收货人并通知其向到站领取货物；
九、货物按保价运输办理时，须提出货物声明价格清单，支付货物保价费；
十、国家规定必须保险的货物，托运人应在托运时投保货物运输险，对于每件价值在七百元以上的货物或每吨价值在五百元以上的非成件货物，实行保险与负责运输相结合的补偿制度，托运人可在托运时投保货物运输险，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9条 承运人应当承担以下义务：
一、按照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量、车种，拨调状态良好、清扫干净的货车；
二、在车站公共装卸场所装卸的货物，除特定者外，负责组织装卸；
三、将承运的货物按照合同规定的期限和到站，完整、无损地交给收货人；
四、对托运人或收货人组织装车或卸车的货物，将货车调到装、卸地点或商定的交接地点；
五、由承运人组织卸车的货物，向收货人发出到货催领通知；
六、发现多收运输费用，及时退还托运人或收货人。
第10条 收货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缴清托运人在发站未交或少交以及运送期间发生的运输费用和托运人责任发生的垫款；
二、及时领取货物，并在规定的免费暂存期限内，将货物搬出车站；
三、收货人组织卸车的货物，应当在规定的卸车时间内将货物卸完或在规定的停留时间内将货车送至交接地点；
四、由收货人组织卸车的货物，卸车完毕后，应将货车清扫干净并关好门窗、端侧板（特种车为盖、阀），规定需要洗刷消毒的应进行洗刷消毒。
第11条 托运人托运个人搬家货物、行李每十千克价值三十元以上者，可声明价格，要求保价运输。承运人按保价运输办理时，按规定核收货物保价费。
第12条 托运人向承运人托运货物和承运人向收货人交付货物的时候，都应进行交接验收。如果发现货物（托运人组织装车的为封印、货物装载状态、篷布苫盖状态或规定标记）有异状或与货物运单记载不符，在承运时，应由托运人改善后接收；在交付时，收货人应即向承运人提出异议。收货人在验收货物的时候，没有提出异议，即认为运输合同履行完毕。
由承运人组织装车并在专用线、专用铁道内装车的货物，按承运人同收货人商定的办法，办理交接验收。
第13条 承运人在查找不到收货人或收货人拒绝领取货物时，除不宜于长期保管的货物外，从发出催领通知次日起三十日内或从收货人拒绝领取货物时起三日内通知托运人。托运人自接到通知次日起，五日内提出处理办法答复承运人。超过期限，运输合同仍无法履行时，承运人有权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收货人拒绝领取货物的时候，应当出具书面说明。
第14条 因自然灾害，货物运输发生阻碍，承运人应当采取绕路运输或卸下再装措施。因货物性质特殊，绕路运输或卸下再装会造成货物损失时，承运人应联系托运人或收货人在要求的时间内提出处理办法。超过期限未答复时，承运人可比照本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处理。
第四章 货物运输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第15条 货物运输合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在规定的变更范围内办理变更。
第16条 托运人或收货人由于特殊原因，经承运人同意，对承运后的货物可以按批在货物所在的途中站或到站办理变更到站、变更收货人，但属于下列情况，不得办理变更：
一、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物资流向或运输限制；
二、变更后的货物运输期限，大于货物容许运送期限；
三、变更一批货物中的一部分；
四、第二次变更到站。
第17条 货物运输合同在货物发送前，经双方同意，可以解除。
第五章 违反货物运输合同的责任和处理
第18条 承运人的责任
一、由于下列原因之一，未按货物运输合同履行、按车向托运人偿付违约金五十元：
（一）未按旬间日历装车计划及商定的车种、车型配够车辆，但当月补足或改变车种、车型经托运人同意装运者除外；
（二）对托运人自装的货车，未按约定的时间送到装车地点，致使不能在当月装完；
（三）拨调车辆的完整和清扫状态，不适合所运货物的要求；
（四）由于承运人的责任停止装车或使托运人无法按计划将货物搬入车站装车地点。
二、从承运货物起，至货物交付收货人或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完毕时止，货物发生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按下列规定赔偿：
（一）已投保货物运输险的货物，由承运人和保险公司按规定赔偿；
（二）保价运输的货物，由承运人按声明价格赔偿，但货物实际损失低于声明价格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三）除上述一、二两项外，均由承运人按货物的实际损失赔偿。赔偿的价格如何计算，由铁道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另行规定。
三、由于下列原因之一造成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
（一）不可抗力；
（二）货物本身性质引起的碎裂、生锈、减量、变质或自燃等；
（三）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货物合理损耗；
（四）托运人、收货人或所派押运人的过错。
四、由于承运人的过错将货物误运到站或误交收货人，应免费运至合同规定的到站，并交给收货人。
五、未按规定的运到期限，将货物运至到站，向收货人偿付该批货物所收运费5％至20％的违约金。
六、如果托运人或收货人证明损失的发生确属承运人的故意行为，则承运人除按规定赔偿实际损失外，由合同管理机关处其造成损失部分10％至50％的罚款。
第19条 托运人的责任
一、由于下列原因之一，未按货物运输合同履行，按车向承运人偿付违约金五十元：
（一）未按规定期限提出旬间日历装车计划，致使承运人未拨货车（当月补足者除外），或未按旬间日历装车计划的按排，提出日要车计划；
（二）收货人组织卸车的，由于收货人的责任卸车迟延，线路被占用，影响向装车地点配送空车或对指定使用本单位自卸的空车装货，而未完成装车计划；
（三）承运前取消运输；
（四）临时计划外运输致使承运人违约造成其他运输合同落空者。
二、由于下列原因之一招致运输工具或设备或第三者的货物损坏，按实际损失赔偿：
（一）匿报或错报货物品名或货物重量的；
（二）货物包装有缺陷，无法从外部发现，或未按国家规定在货物包装上标明包装储运指示标志的；
（三）托运人组织装车的，加固材料不符合规定条件或违反装载规定，在交接时无法发现的；
（四）由于押运人过错的。
第20条 由于托运人原因招致运输工具、设备或第三者的货物损失，由收货人按实际损失赔偿。
第21条 货物运输合同遇有下列情况，承运人或托运人免除责任：
一、因不可抗力或铁路发生重大事故影响排空送车，企业发生重大事故以及停电影响装车，超过二十四小时时；
二、根据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主管行政机关的书面要求停止装车时；
三、由于组织轻重配装或已完成货物吨数而未完成车数时；
四、由于海运港口、国境口岸站车辆积压堵塞，不能按计划接车而少装时。
第22条 承运人同托运人或收货人相互间要求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时效期限为一百八十日（要求铁路支付运到期限违约金为六十日）。
托运人或收货人向承运人要求赔偿或退还运输费用的时效期限，由下列日期算起：
一、货物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损坏，为车站交给货运记录的次日；
二、货物全部灭失未编有货运记录，为运到期限满期的第十六日，但鲜活货物为运到期限满期的次日。
三、要求支付货物运到期限违约金，为交付货物的次日；
四、多收运输费用，为核收该项费用的次日。
承运人向托运人或收货人要求赔偿或补收运输费用的时效期限，由发生该项损失或少收运输费用的次日起算。
第23条 承运人与托运人或收货人相互间提出的赔偿要求，应自收到书面赔偿要求的次日起三十日内（跨及两个铁路局以上运输的货物为六十日内）进行处理，答复赔偿要求人。
索赔的一方收到对方的答复后，如有不同意见，应在接到答复的次日起六十日内提出。
第24条 对货物运输合同的纠纷，承运人和托运人或收货人协商解决，协商不一致时，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管理机关申请调解或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章 附 则
第25条 本细则由铁道部负责解释。
第26条 本细则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