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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三亚市人民政府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三亚市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已经五届市政府第6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一日



三亚市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增加财政预算编制的公开透明度，加强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财政预算安排的公众参与程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结合三亚预算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是指在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申请使用或追加一般预算资金、政府性基金和其他资金等财政性资金的项目，通过举行听证会，在重大财政预算资金安排中引入公共选择程序，并根据听证意见和财力许可情况，提出处理意见的预算管理制度。


　　第三条 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规范、科学和效率的原则，充分听取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第二章 听证范围和项目


　　第四条 可进行财政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的项目包括：


　　１．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重点项目。



　　２．城乡统筹的民生项目以及社会和群众关心的重大项目。


　　３．经费安排申请比上年增长较多的项目。



　　４．法律法规规定及市委、市政府确定需进行听证的项目。



　　5．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预算数额不易确定的项目。


　　6．在预算资金安排上存在争议及其他需要提请听证的项目。


　　具体听证项目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或市财政局根据预算管理的需要选择确定。用于防汛、抗旱、减震、救灾等紧急事项的追加支出，不属于预算追加听证范围。


　　第五条 对于市委、市政府已经确定实施但具体金额需要通过听证确定的项目，由市财政局先按项目预算估计数的30%预拨项目实施资金，其余资金安排及拨付按听证意见确定。


　　第三章 听证组织


　　第六条 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机构为预算听证委员会（以下简称听证委员会）。听证委员会由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市人大财经工委、市政协科经委、市财政、市监察、市审计及市政府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专家学者及纳税人代表等组成，组成成员6-10名，并从中推选听证主席1名负责主持预算听证工作。听证委员会在市财政局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预算听证的组织工作。


　　听证委员会成员不作固定，每次召开听证会之前，根据听证的项目内容，由上述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邀请各推选一名公正、廉洁并具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的人员参加听证。另外邀请的纳税人代表必须在两名以上，从公开招聘确定的纳税人代表库中随机抽取。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项目需要专家学者参加的，从我市的人才及专家库中符合条件的专家里随机抽取。


　　第四章 听证工作程序


　　第七条 听证委员会办公室对已确定需要听证的项目拟定听证会议议程，组织召开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听证会。


　　预算资金安排听证按以下程序进行：



　　1．经确定为预算资金安排听证的项目，由听证委员会办公室邀请成员单位推选代表成立委员会并在听证之前10个工作日向接受预算听证的部门（单位）送达《财政预算资金安排听证通知书》（以下简称《听证通知书》）。


　　2．听证委员会按照《听证通知书》所确定的听证时间开展听证，如有变动，提前2个工作日通知接受预算听证的部门（单位）。


　　听证委员会在预算听证之前和听证结果出具之前，可组织开展听证调研，部门（单位）要予以积极配合。听证调研等相关费用由市财政专门安排，予以保障。


　　3．接受预算资金安排听证的部门（单位），按照《听证通知书》的要求，在听证之前5个工作日向听证委员会办公室提交本部门（单位）经市财政局审核后的听证项目支出预算编报情况、政策依据和相关材料，属于以前年度已组织实施过的原有项目，必须提交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属于以前年度从未组织实施过的新项目，必须提交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报告和绩效评估报告。


　　4．预算资金安排社会听证会按以下议程进行：


　　（1）听证委员会主席宣布听证事项和听证会规则；确认参加听证会的人员；宣布听证书记员及公证员名单。


　　（2）项目部门（单位）陈述人通报申请项目安排依据、可行性及效益评价、预算金额的测算及其他有关情况。


　　（3）听证委员会成员及旁听人自由向项目方陈述人提问。项目部门（单位）陈述人必须如实一一回答提问。


　　（4）听证委员会成员就是否安排听证项目预算资金、具体安排金额提出书面意见并说明理由。



　　（5）公证人员对听证过程进行公证。


　　（6）听证委员会主席对听证情况进行总结陈述。


　　具体听证组织和听证程序由市财政局根据本办法另行制定。


　　第五章　听证结果的议定和使用


　　第八条 项目经过听证后，二分之一以上参加听证的听证委员会成员不同意安排该项目的，原则上不予安排；特殊情况确需安排的项目，由听证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九条 经过听证同意安排资金的项目，按参加听证的听证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议定的最低金额安排预算资金。若听证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未能达成统一意见，由市财政局提出资金安排意见，经听证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审议同意后安排。


　　第十条 预算听证会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听证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听证情况拟定项目听证意见，报市人民政府审定。


　　第十一条 听证委员会办公室在市人民政府作出决定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听证意见书面通知听证委员会成员单位及接受听证的部门（单位）。接受听证的部门（单位）必须执行听证委员会做出的听证意见。


　　第十二条 市财政局根据听证委员会的听证意见，结合年度市级财力情况，择优安排部门（单位）项目支出预算。


　　第十三条 项目单位在听证前撤回申请，或者经过听证决定不予安排或追加的项目，在本预算年度内不得就同一项目再次提出资金安排申请。


　　第十四条 已经批准的预算追加项目，有关单位不得再次提出预算追加申请。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在预算听证过程中，发现有违反财政有关规定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将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27号）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 市财政、监察和审计部门联合不定期对已接受听证并安排预算资金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不按听证意见和听证内容实施项目的部门（单位），将停止拨付项目资金并向市人民政府提出处理意见。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11年9月2日起执行。


浅议基层检察院
直接行使民行案件抗诉权

刘顺航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基层人民检察院开展民行法律监督的空间是狭小的，在司法实践中由此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给基层院带来了许多束缚和困惑。笔者从基层院有效开展民行检察工作着眼，就基层院行使民行案件提出抗诉权的合理性，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㈠立法规定的闲置与司法现状
　　民诉法第185 条第二款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第186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该法条体现了对民行抗诉案件 “提高一级抗、提高一级审”的立法本意，体现了对启动抗诉再审应遵循准确抗诉、公正再审价值追求。但是在1995年10月9日最高法院在对四川省高院的复函中作出这样的司法解释：“上级人民检察院对基层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再审，也可以交由原作出生效裁判的基层人民法院再审”，这就单方变动了抗诉再审的审理格局，使这项原已完整的立法规定失去完整的作用和意义。而从经历了法院多年来普遍坚持的这一司法程序的审理情况看，其所具有的简便诉讼、降低司法成本等优点也是不容置疑的，到现在已演变为符合现行司法实际要求的一种情势变更。与之相适应，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也相应出台指派基层院出庭支持抗诉的做法。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4条第二款规定：“受理抗诉的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指令再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再审法庭。”这样，“两高”先后作出的变通规定使得原先立法中 “提高一级抗，提高一级审”的立法本意形同虚设。将抗诉再审案件同归于原审法院后所引起的诉讼审理变化，也势必同样要影响和推动法律监督机关对其职能做适应性的调整变动。
　　㈡现行司法程序的缺陷
　　一是从司法过程看，现行民行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再审，缺乏检察机关的有力监督。在抗诉案件中，当原审与再审集于同一审判机关后，该形式已从外部监督转变为内部监督。再审活动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监督机关在该阶段已无清晰的职权行使，再审的结果处在原审机关自查自纠的决定下产生。若从消极方面看，这容易产生部门保护主义。审判机关在自身防范克服本位主义保护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抗诉再审缺乏外部有力监督的情况下，对抗诉再审结果的准确公正追求，势必会缺失必要的保障。
　　二是造成检察机关司法资源的浪费，工作效率不高。从基层院审查民行案件看，自受案到认为符合抗诉条件到提请上级院再审查直至做出提抗或终止审查，在这期间的法定审限就达半年以上。经过二个不同机关对同一事实做重复审查，真可谓“谨慎”。若再加上人民法院的再审期限，通常一个案件从当事人申诉到再审结果的出现，一般都得在一年以上。
　　三是基层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得不到完整的行使。抗诉案件回归原审基层法院再审，使得“提高一级抗、提高一级审”的立法结构受审判一方冲击解除，原有的检法二机关的平衡制约机制受到影响。在现有司法程序中，基层法院既可以依法审理所辖内的一审案件，又同时能够再审由上级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先前已经原审过的同一个案件，而与其同级的人民检察院却不能对已生效又确有错误的一审裁判实行直接的法律监督，只能作为服务上级院的一种协助力量。所谓提请抗诉意见，只是一项建议性的工作。这与基层检察机关应担负的法律监督职责是很不相称的。法律监督不同于一般监督，它是一项权力行使，是指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和指挥权，具有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而在现阶段，基层检察院仅能行使向上级院提请抗诉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监督。因为此时，被监督对象不在他职责内支使或指挥范围，且提抗后须受制于上级院的审查，并最终是以上级院的意见来决定提出或终止抗诉的。由于基层检察院未能有效行使该项法律监督权，在客观上使其法定的职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四是社会效果欠佳。在抗诉再审由基层原审法院审理后，诉讼过程仍是法院正常的普通一、二审程序，抗诉机关在再审活动中无具体的法律规定权利事项，而且被指派出庭的基层检察院除宣读抗诉书和对庭审合法进行监督外，并无太大作为。此外，案件当事人及知情者对抗诉再审回归原审法院再审的活动，对其结果的公正性、合法性存在合理的怀疑。
　　㈢基层院行使抗诉权的合理性
　　首先，现行的抗诉再审有利于推动基层院向着行使该项法律监督权的方向迈进。在审查民行申诉案件中，发现原一审裁判确有错误的，经与同级法院协商后可以作出检察建议，被同级人民法院采纳的，其作用和意义与抗诉改判具有同样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在对原案再审结果确有错误仍坚持不改的，可报请同级人大监督，对再审结果进行审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基层院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也在不断降低或接近于消除检察机关单方维持的原有的提抗审查的双重门槛。这些将为实现“一审案件同级抗”起到良好的过渡作用。
　　其次，由基层院行使抗诉权，是社会变革和司法实践的需要。长期以来，再审改判率低，检法双方分歧意见不易解除，这些现象已不是处于双方都能履行各自职责时产生正常的属于相互制约的那种情况，而是对一方维持错误另一方无法监督到位这种程序上的不当所产生的摩擦。而赋予基层院行使提出抗诉权，加大法律监督力度，将有效克服监督不到位的弊端。就法理而言，在国家划分司法管辖中，设置审判权与法律监督权是平衡并存又相互作用着的。在这种结构下，任何一方的职责履行，都必然引起相应方的职能连动，原先的民诉法中对这项立法的定位，并不会破坏这种连动和制衡关系，而是将基层院双方的这一项权能处在消极的不作为状态，把行使这项的权利义务抬高一层去运作，是在上一级的层次范围内去开展审判与监督的制衡和连动。而今，现实的这一平衡杠杆呈一高一低的出现，在客观上破坏了监督与平衡连动的完整性。既然审判一方已将抗诉再审放回原审进行，且已得到社会的认同，造就了情势变更的新的客观事实的出现，在立法中就应有它被认可的位置。但事情的另一端，即对检察机关的原设计模式至今还没有做相应的立法调整。无论从立法或司法角度，都应当从其内在的要求考虑，做出取直线的平衡制约关系。我国民事立法中对民行抗诉的策划是在维持体现准确、公正的实体原则和体现相互制约平衡的程序原则下设计的，这一设计在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显然更偏重实体理论功能的实现，而缺少司法实践总结的程序保护，故从它出台起就不是完美无暇的。在人民法院已经做过的部分调整和还应当允许基层人民检察院做相应部分调整的民行抗诉再审，都来自于社会变革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只有调整到位，原有立法在这方面的二项指导原则才能真正得到贯彻。
再次，基层院行使提出抗诉权，能够建立系统的保障机制。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三款之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凡提出抗诉的案件经再审后，应当由同级审委会会议研究，而法律赋予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列席监督的职责，当然还是履行法律监督职权。因此行使这一项法律权力，是检察抗诉案件是否抗准、再审是否公正的重要一环，也是检法二机关对再审监督和对公正效率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改变目前上级检察院监督下级法院存在先天不足的薄弱环节。此外，建立向上级院的备案制度，以接受上级检察院的领导，对再审后仍坚持有错不改的，拟定报请人大监督制度以加强监督力度，以及与同级法院建立协调制度等，都能在基层院行使提出抗诉权后，依职权产生的相关职能活动，它比较于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行使抗诉权更具直接对抗和针对性。如此，检察机关民行案件抗诉效果无论在法律上或社会上较之目前和过去都会有较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