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以下简称外商）来云南省投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外商来云南省投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优惠待遇外，依照本规定还可享受进一步的优惠，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条 云南省鼓励外商在全省各地投资兴办企业。国务院批准昆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批准瑞丽市、畹町市、河口县为边境经济开放城市，外商在昆明市和三个边境开放城市投资，可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更优惠的待遇。
第四条 “云南省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实行联合办公，为外商投资提供高效率的管理服务。对申报的项目从受理之日起二十天内批准或作出答复。
第五条 国家和省公布的《吸收外商投资方向目录》中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的生产性项目，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资金自行解决，外汇自求平衡，建设条件和生产条件自行配套，进口原材料和出口产品不涉及配额和许可证的，昆明市享受省级待遇，各地州（市）行使1000万美元
以下，瑞丽、畹町、河口三城市行使300万美元以下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权，即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合同、章程。省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凭审批文件颁发批准证书。
第六条 外商可以下列形式投资：
（一）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二）外商以带资承包、租赁、参股等方式，对现有企业投资，外方投资额占现有企业总资产25％以上的，可以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待遇，实行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三）外商对现有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投资，外方投资额达到改造项目总投资额一定比例的，经批准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部份优惠待遇。
第七条 外商在下列领域投资，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项目以及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的项目，经批准，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免征城市房产税。
（一）公路、桥梁、航空、铁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二）磷、橡胶、钢铁和有色金属、林木、香料、皮革和水果的深加工；
（三）高科技产业；
（四）农业、林业、牧业、水产养殖业。
第八条 允许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方式在昆明市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投资土地成片开发，经营房地产业和参与旧城改造；允许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方式在瑞丽市、畹町市、河口县经国家批准设立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内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投资土地成片开发和经营房地产业；全部
资本由外商投入的项目，达到一定规模的，经批准可在上述地区内投资土地成片开发和经营房地产业。外商投资开发的房地产和其他设施，可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
第九条 允许外商投资兴办第三产业，经省政府批准可以在旅游服务、信息、咨询、广告、设计、娱乐、货运、会计、律师、教育、医疗等行业兴办外商投资企业；经国家批准，允许外商在旅游设施缺乏的旅游热点地区兴建宾馆，在昆明市试办商业零售企业及金融机构和贸易企业。
第十条 为鼓励外商投资，实行以下税收政策：
（一）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
（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生产性企业，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头两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外，经批准可在以后的十年内按应纳税额减征15％至30％；
（三）产品出口型企业、先进技术型企业和国家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及边境合作区内的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从经营年度起四年内免征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
（四）在昆明市举办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国家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在瑞丽、畹町、河口三个边境开放城市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十一条 土地使用：
（一）属于本规定第七条范围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科研等非盈利事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按优惠价格，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根据项目具体条件适当降低；经批准亦可按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使用土地的企业应按规定逐年交付场地使用费；凡已一次性缴付
土地开发费用的（包括征地拆迁，基础设施等费用），或由企业自行开发土地的，免交土地使用费；
（二）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的不同用途，其使用年限最高分别为40年、50年和70年，出让期满可以申请续期；如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土地使用年限较短的，出让金可以相应降低；
（三）不属于本规定第七条范围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批准以行政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并一次生交付土地开发费或自行开发土地的企业，成立后第一至第五年免交土地使用费，第六至第十年减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的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出
让金从优；
（四）简化申请用地手续，在项目洽谈初期，项目单位即可提前向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和有关规定办理预约手续，在企业领取营业执照后三十天内，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事同或土地使用合同，依法进行土地登记，颁发土地使用证。
第十二条 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一）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生产和管理设备、建筑材料、为生产出口产品而进口的原材料等，享受国家规定的关税和工商统一税的优惠政策；
（二）允许毗邻国家的外商在投资总额内用生产资料或其他物资、器材等实物作为投资资本，这部分货物可按我边境贸易的有关规定销售，并按国家规定减免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三）在昆明、瑞丽、畹町、河口四城市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我省投资的企业，进口自用的交通工具、办公用品、外方管理和技术人员进口安家自用物品，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第十三条 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其产品填补国内空白的，内销比例可以扩大。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可在所在地选择一家经营外汇业务的银行开立外汇帐户，因业务需要，亦可申请在异地或境外开立辅助外汇帐户；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内销可以申请用外币结算，收取外汇；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余缺，可进入全国外汇调剂市场调剂。外方所得人民币利润可申请
购买调剂外汇汇出。
第十五条 属于本规定第七条范围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大、回收期长的，经批准可兼营其他盈利较快的项目；为解决外汇平衡，经批准可收购其它商品自行出口，外汇全额留给外商投资企业。
第十六条 在瑞丽市、畹町市、河口县的边境经济合作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其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内，享有边境贸易权，可按我边境贸易的有关规定，产品自行出口，易货进口物资自行销售，生产所需原材料自行进口，并可根据国家规定减免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第十七条 优先安排外商投资企业的建设和生产条件，包括土地使用、建筑材料、水、电、气供应、铁路运输、通讯设施、原材料等，由企业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协调，省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协助。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法人，受中国法律管辖和保护。企业建设和生产经营所需的水、电、气供应、运输、通讯等条件、养路费、国内工程设计费、咨询服务费、广告费等，按照我省国营企业的收费标准计收费用。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依法行使企业最高权力，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中方董事在任期内不得随意更换。
第二十条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人事、用工和管理的自主权，简化手续。
（一）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行确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用人计划，工资标准和分配方案；
（二）外商投资企业所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向社会公开招娉，并可跨地区或向外省、国外招聘，跨地区或向外省招聘的人员由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办理手续；调入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人员，需保留全民所有制身份的，以及要求保管人事关系和档案的，由人才交流服务机构负
责办理。
（三）外商投资企业所需员工可在本地区公开招娉。在职职工应聘到外商投资企业工作的，工龄可连续计算，由各级劳动管理部门办理手续；跨地区招聘员工，应报劳动管理部门批准；
（四）外商投资企业可自行决定发展规划、经营方式、生产安排、财务收支、利润分配；外商投资企业不受集团购买力控制。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除按法律、法规缴纳税收和费用外，任何单位不得向其摊派和收费，企业有权拒绝和申诉。
第二十二条 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华侨来我省投资，在实行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同时，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对促进外商投资有突出成效者，省政府将给予奖励，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四条 我省过去公布的有关规定凡与本规定不符的，均以本规定为准。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云南省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9月29日
家族和阶级
——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 蔡惠燕
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中国古代法律也不例外。它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维护当时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瞿同祖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详细地阐述了产生这一法律的社会背景，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脉络，了解其演变的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特色，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深入了解其实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历代法制都明确限定了人们在社会以及家族内的身份等级，并且无论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诸多方面都与这种身份等级密切相关。瞿先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揭示了其和法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突出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轨迹，了解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明白了当代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缘由……
与欧洲社会早期国家产生不同，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联系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稳固宗族关系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
西周时期就确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血缘关系网并根据了尊卑、亲疏、远近程度不同，确定了“五服”制度，因此丧服不仅是简单的服丧衣饰，更主要是确定亲属之间关系和等级的标志。中国家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父权本位上。“父为子纲”，父对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子孙有支配和惩罚的权力，不仅对子孙的日常生活加以严格限制（如婚姻等大事也要由父所决定），甚至对子孙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法律对此种行为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从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子孙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不许忤逆、违背父母，不然会被法律、社会当成罪人。“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五刑之属三千，最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历来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都要对其加以严厉惩罚，隋朝确立的“十恶”中有一类是被认为严重侵犯家长权的，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部分），内乱等，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打击，一律不得被普通的大赦所赦免，所谓“常赦所不原”。而且贵族官员犯有这些罪行，也不得援引八议、收赎之类的特权来逃避刑罚，从中可以看出父的绝对权威。“为亲者讳”，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直”当然是超乎法律之上，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原则为准绳的。不过，在法律上，父告子是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责任的，而子一般是不能告父的，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所告是实情，也要接受惩罚。……讲到家族，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礼者，礼之本也。”而婚姻的目的则被认为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是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基于血缘、等级和特殊事件等设定了许多限制，如同姓不婚等，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经过繁缛的程序。“夫为妻纲”，夫就如同是妻的家长，对其行为负责，要求妻对夫百依百从，决不能有半点怠慢，夫也可以纳妾，甚至可以以“七出”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虽然有“三不去”对夫单方面休妻的限制，但是夫休妻的权利还是很大）。妻对夫的殴打等侵害行为，只能默默忍受，不能付诸诉讼，更不能加以反抗，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侵害严重甚至造成死亡等，夫也会照凡人有所减罪；而妻对夫的侵害行为却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妾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总之，妻妾对夫要绝对服从，勤恳祭祀祖先，延续后代，才可以免遭被休弃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健全，父子、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了一步一步的改变，当代社会不会再强调父权、夫权的绝对权威，也不会在法律里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夫妻更多是平等、互相扶助。但是，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在当代还是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农村，重男轻女、暴力干涉婚姻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痕迹。为此，有关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条文，以次来削弱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势力。
欧洲社会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主要是循着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政治性的集权方式得以形成的，所以统治阶级更加注重王权的巩固，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儒家便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忠实奴仆”，儒家向往礼制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荀子说得更明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荀子•礼论》），礼成为早期国家划分并确定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德论》卷一，《礼乐》）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一切重要领域建构了一套贵贱有等、上下有序，极具严肃性和威严性的规范体系。统治者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天子、诸侯、各级贵族、平民以至贱民等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有不同的地位，各异的权利义务，权利从天子递减，义务则是从天子递增，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不同等级的人应遵循不同的生活方式规定，服装、饮食、房舍、舆马等都有严格的限制， "见其物而知贵贱。"（《新书》卷一，《服疑》。君主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对臣民拥有根本性权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是毋庸质疑的。臣民对君主要绝对服从，任何时候都要为君主着想，不得侵犯君主的权威，否则会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逃不了严厉的刑罚。地位高的阶级一般都能享受特权（如“八议”制度等），而且能支配、统治地位低的阶级，对地位低的阶级的侵害行为一般也能较凡人减等，而且可以以赎官法、官当法等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地位低的阶级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对地位高的阶级惟命是从，不得侵害他们的权利，不然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严刑竣法。不同阶级一般也不允许通婚，所谓“门当户对”是基本准则，特别是地位高的女方不得嫁给地位低的男方，不然会受到社会的唾弃。等级一般是世袭的，特权阶级永远是特权阶级，而贱民阶级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马，不可能成为特权阶级,而且，不同种族中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异常显著，人民都被划分为层次井然的阶级，无论政治、法律及社会各种待遇都依其顺序而定其高低……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法律得到了健全和完善，许多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都已剔除，法律向着平等、公平的方向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阶级观念还是在不少人心目中存在，有些官员自以为是特权阶级，整天鱼肉百姓，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且官官相卫，形成了新时期的官僚集团，而百姓竟以为自己是弱者，不敢加以反抗，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世袭制”也没有完全消失，市长的儿子再差也能当个官，而百姓想当官却要费劲周折，这样，真正的英雄只能无用武之地。悲哀！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平之如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和社会活动中都要剔除阶级观念，真正做到法律、社会面前人人平等，给以公平的机会，则真正的平等指日可待。
儒家成功地将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统一起来，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建立了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不平等但有序列的社会格局，强调了君父的绝对权威，构建了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这种格局维系了几千年，成为各个朝代的社会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可以窥见其痕迹，国人的家国观念还是很浓重，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法律反映着社会，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